浙省的春天,来得早。刚过了惊蛰,地里的冻土就化了,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按理说,春天是庄稼人最盼的季节。熬过了一冬的萧索,地醒了,人也该跟着精神起来。
可李守田站在村口,望着远处那片绿意,心里却怎么也松快不起来。
前几天公社下了新任务,今年要交的公粮数额比去年涨了一截。
去年大家勤快点多干点活儿,好歹还能交足,可今年这数,李守田掰着手指头算了几遍,怎么算都差着一大截。
不是李家村没人,也不是李家村没地,而是李家村的地,分两种。
村西头靠着河的,是水田,能种水稻;村东头地势高的,是旱地,只能种红薯、玉米、豆子。
水田产量高,一亩地能收五六百斤;旱地产量低,一亩地也就两三百斤。
偏偏李家村的地,七成都在村东头那片坡上,全是旱地。
这坡地也不是天生就旱。
听村里老一辈说,早年间村东头也有一部分是能浇上水的,可后来河道改了些,水位降了,加上年年在坡上开荒,林子砍了,土也松了,一场雨下来,水顺着坡就跑了,存不住。
再往后,坡上的地便一年比一年干,慢慢就成了只能种杂粮的旱地。
也不是没人想过办法。早些年生产队组织过挖渠,想把西头河里的水引到东头来。
可坡高河低,水往高处走,谈何容易?挖了几条渠,水没引上来多少,倒是费了不少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再后来,大家也就认了命。
西头种稻,东头种杂粮,年年如此。
可今年不一样。
公粮的任务是按人口、按地亩摊的,水田旱地一个标准,旱地产量低,交的却不少。
李守田心里清楚,光靠西头那点水田,撑死了也只够交六成,剩下的缺口,全压在坡上那几百亩旱地上。
那点红薯玉米,能顶什么用?
为这事,昨天晚上村里还专门开了个会,从掌灯时分一直议到月上中天,茶喝了几壶,嗓子都说疼了,到底也没议出个办法来。
散了会,大家各自回家,谁也没睡踏实。
往年开春,村里多少还能听见些笑声。孩子们在田埂上跑,婆娘们在门口编竹筐,汉子们蹲在墙根底下吹牛。
可今年,村子冷冷清清的,就连那些个大爷大妈都没有聚在一起闲谈了。
谁家不是一大家子要养活?上有老下有小,口粮本就紧巴巴的,要是公粮再交不足,年底分不到红不说,连来年的种子粮都成问题。
汉子们蹲在自家门口,闷头抽着旱烟,烟锅子点了又灭,灭了又点。婆娘们也不敢大声说话,只把孩子们往屋里赶,生怕惹了当家的心烦。
明明是春天,可整个李家村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江锦辞从县里买菜回来,刚进村口,就察觉出李家村的氛围不对劲了。
往常这个点,地里该是热火朝天的。翻地的翻地,挑粪的挑粪,孩子们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捡石头、拔杂草,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吆喝声和说笑声。
可今天,地里的人不少,却安静得反常。几个汉子抡着锄头翻地,一锄头下去,半天不吭声,只有土坷垃滚落的闷响。
挑粪的来回走,扁担压在肩上,脚步沉得像是灌了铅。
几个婆娘蹲在地头拔草,手底下没停,可谁也不说话。
江锦辞心里纳闷,脚下没停,一路骑到村东头,远远便看见田埂上蹲着一个人影,弓着背,脑袋耷拉着,跟地里蔫了的庄稼似的。
江锦辞当即就把车靠过去,停稳,蹲下身来。
“李哥,这大早上的怎么愁眉苦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