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于于说。
挂掉电话,她长长地、缓慢地吐出了一口气。
她知道问题远未解决。那只名为躁郁症的野兽依然蛰伏在她体内,随时可能再次苏醒。下一次,未必会有一个打错的电话,或一份多余的早餐。
但在此刻,在这个清晨,她选择再次拿起武器,走进那场似乎永无止境的战斗。
不是因为她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而是因为,在经历了昨夜那一步之遥的深渊后,在接过那份温热平凡的早餐后,她忽然觉得,或许还可以再试一试。
哪怕只是为了这些毫无道理的、微小的连接。
她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阳光瞬间涌入,有些刺眼。
楼下街道,车流人流,城市依旧按照它的节奏运转着。
于于眯起眼睛,看着这一切。
新的一天,开始了。调整药物剂量后的日子,像在走一段刚刚经历过塌方的山路。于于走得格外小心,每一步都带着试探性的警惕,时刻提防着脚下可能再次出现的松动。
周慕白将拉莫三嗪的剂量稍微上调了一些,并再次严肃强调了监测血药浓度和注意皮疹风险的重要性。治疗师则在下次会面时,花了大量时间和于于复盘那个因为电脑密码而引发的崩溃,试图像拆解一枚精密炸弹一样,找出那些连接外部事件、内部思维和情绪爆发的引线。
“当我们感到被威胁,尤其是自尊受到威胁时,我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会被激活。”治疗师用笔在纸上画着示意图,“对于你来说,‘战斗’可能表现为愤怒和指责,‘逃跑’则可能指向更深的抑郁或……逃避一切的念头。”她谨慎地没有直接说“自杀”,“药物可以帮助降低这个反应系统的整体灵敏度,而认知行为治疗,则是帮我们重新布线,学会更灵活、更平衡的应对方式。”
于于听着,努力理解着这些理论。它们听起来合理,甚至充满智慧,但应用到自身时,却总隔着一层什么。她知道自已需要练习,像复健病人练习萎缩的肌肉一样,练习那些识别自动思维、寻找替代解释的技巧。但这过程枯燥、反直觉,且时常伴随着深深的挫败感。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那种脆弱的平稳轨道。她按时吃药,认真完成治疗师布置的“情绪和思维记录”作业,强迫自已进行一些简单的日常活动,比如做一顿简单的饭,打扫房间。她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剧烈情绪波动的情境,像避开地雷区一样绕开可能的工作冲突,减少不必要的社交。
那把墨绿色的伞,依旧被塞在衣柜深处。她不再在深夜出门游荡。
她开始注意到拉莫三嗪缓慢积累的效果。那种情绪的极端峰值似乎真的被削平了一些。她不再那么容易因为一件小事就怒不可遏,也不再那么容易陷入彻底动弹不得的绝望。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持续的、低度的“平淡”甚至“麻木”。
她看着窗外那对年轻夫妻在厨房里默契地准备晚餐,不再感到尖锐的刺痛或渴望,只是一种模糊的、事不关己的淡漠。她阅读那些轻松的散文,能够理解文字的意思,却很难再感受到文字背后传递的情绪。世界仿佛被隔上了一层毛玻璃,所有的色彩和声音都变得朦胧而遥远。
这种麻木,有时让她感到安心——至少不再痛苦。但有时,又让她感到一种新的恐慌——她是否正在失去感受的能力?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种无悲无喜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康复”吗?
她向治疗师表达了这种困惑。
“情绪稳定剂的目标不是消除情绪,而是调节它。”林治疗师解释,“从剧烈的波动到相对平稳,这个过渡期可能会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平淡’。这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重要的是,在‘平淡’的基础上,我们能否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积极的参与和体验愉悦的能力。”
参与。愉悦。这些词对于于来说,依然显得有些陌生。
一天周末,阳光很好。于于强迫自己出门,去附近的公园走走。公园里很热闹,孩子们在奔跑嬉笑,老人在散步下棋,情侣们依偎在长椅上。她找了一个僻静的长椅坐下,看着这一切。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她试着像治疗师建议的那样,进行“正念”练习——专注于当下的感官体验:阳光的温度,青草的气味,从远处传来的嬉笑声。
她努力去感受,但那些感觉似乎隔着一层膜。她知道阳光是暖的,但皮肤却反馈一种迟钝的温热。她知道草地是绿的,但颜色看起来却不够鲜活。笑声是愉快的,但传入耳中却只是声音的波形,激不起任何内心的涟漪。
她就那么坐着,像一个被设置好“观察”程序的机器人。
直到她的视线被不远处的一幕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