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站在门口,双手插在棉袄口袋里,看着他。
“赵国柱。”她叫了他一声。
“嗯?”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小心点,别被人骗了。早点回来。照顾好自己。这些话翻来覆去在舌尖上滚了好几遍,最后说出口的只有两个字:“走吧。”
赵国柱笑了一下,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一声一声地远去,最后被一声沉重的单元门关合声吞没。
刘云关上门,靠着门板慢慢蹲了下来。出租屋里很安静,暖气片还在咕噜咕噜地响。茶几上还摊着那个档案袋,里面那张空地的照片露了半截出来。
她蹲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最后她站起来,走到厨房,把剩下的半盘剩菜倒进垃圾桶,把碗洗了,把灶台擦了一遍。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打开,声音调大。
综艺节目里的笑声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回荡。
她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赵国柱刚走的那一个月,还会时不时给刘云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永远是高亢的、亢奋的,背景音有时候是车声,有时候是人声,有时候是碰杯的声音。
“云云!告诉你个好消息,土地手续下来了!老杜的关系真不是盖的!”
“云云!设备已经订了,下个月进场!进口的,德国的,质量杠杠的!”
“云云!跟县里签了个大单,安置房项目的砂石料全包给咱们了!你猜多少钱?三百万!三百万的大单!”
每次打完电话,刘云都会觉得心里那根绷着的弦松了一点点。她在心里算着,如果一切顺利,明年这个时候,她就能把那十五万的窟窿填上。剩下的钱,也许真的能把老家的房子装修一下。也许真的能去一趟三亚。也许——
第二个星期开始,电话的频率从一周三次变成了一周一次,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两周一次。赵国柱的语气也从一开始的兴高采烈,渐渐变成了有些含糊其辞。
“云云,这边出了点小状况,县里那个领导调走了,新来的人不太配合,我得花点时间打通关系。”
“云云,别担心,就是手续上有点麻烦,过两天就好了。”
“云云,老杜去外地出差了,等他回来我们一起去吃饭,把合同敲定。”
刘云心里的弦一点一点地绷紧了。
三个月过去了。赵国柱打来电话的时候,背景音越来越安静,碰杯声没有了,车声没有了,人声也没有了。有时候她甚至觉得电话那头安静得不正常,像是待在一个四面白墙的空房间里。
“赵国柱,你现在到底在哪?”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问。
“在工地啊,还能在哪?”
“那你让旁边的人跟我说句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赵国柱笑了,笑声不太自然:“你什么意思?你不信我?”
“我让你旁边的人说句话。”刘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可怕。
“刘云,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赵国柱,你旁边到底有没有人?”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赵国柱说了一句“信号不好”,就把电话挂了。
那是他倒数第二次给她打电话。
最后一次是在两个月后。那天是个阴天,刘云刚发了工资,四千一百二十块钱。她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用手机银行算了半天,把房租、信用卡最低还款、那笔银行贷款的月供七七八八加在一起,算到最后,她的银行账户余额变成了负的。
她看着那个红色的数字,看了很久。
然后赵国柱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这一次,他的声音变了。不是以前那种亢奋,也不是后来那种敷衍,而是一种她从来没听过的疲惫,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做最后的挣扎。
“云云,砂石料场的事,可能得缓一缓。”
刘云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
“缓一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