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东端起缸子:
“別光看著。卫国,你少喝点,一会儿还得走回去。”
“这点酒算啥,”
林卫国摆手,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老大,你也喝点。”
林江摇摇头:
“不喝了,回去还得餵猪。”
“大哥就是太老实,”
林建笑著说,夹了一块鸡肉塞嘴里:
“大哥,你一年到头餵猪能挣几个钱?我跟你说,人还得靠脑子挣钱。”
林江没接话,闷头吃花生米。
林诺看了林建一眼。
这话说得轻飘飘的,但刺耳。大哥老实,但不傻。他在家里种地餵猪,养著两个娃,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不是他不努力,是没机会。
林建在县里待了三年,见了点世面,回来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林建放下筷子,抹一把嘴,清清嗓子。那架势像是在厂里开会要发言似的,腰板挺直了,手搁在桌上,两根手指轻轻敲著桌面。
“大伯,爹,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林卫国夹了一粒花生米扔嘴里,嚼了两下:
“啥事?”
“县里化肥厂有个工友,叫马胜利,”
林建的声音压低了,身体往前倾,像是在说什么机密:
“你们猜他去年一年挣了多少钱?”
桌上安静一瞬。
林建竖起三根手指,指节白净,指甲修得整整齐齐。
“三百块。”
三百块。
这个数字在1982年的农村意味著什么?一块钱一斤的猪肉,能买三百斤。
林卫东放下搪瓷缸子,身体也往前倾了一点。
“咋挣的?”
“养兔子。”
林建把“兔子”两个字咬得很重:
“长毛兔,剪毛卖。一斤兔毛能卖到十几块,一只兔子一年剪四五茬毛,养上几十只,你算算。”
林卫国的眼睛亮了。
那种亮法林诺太熟悉了。他爹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对“挣钱”这两个字几乎没有免疫力。谁跟他说能挣钱,他就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