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州的秋天已经走到尽头了,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那些还挂在枝头的,黄得发褐,卷着边,像一封封写了很久、忘了寄、已经皱了的信。
沈若下班出来,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
深灰色的大衣,灰蓝色的围巾,手里拎着一个棕色的皮包。
他比以前瘦了很多,颧骨凸出来,眼窝凹下去,头发也剪短了。
但他站在那里,背挺得很直,像一棵从很远的地方移栽过来的、还没适应这边的水土就已经开始落叶的树。
沈若认出他来了,不是第一眼认出的,是走了两步,停下来,又转回去,再看一眼,才认出的。
她站在那里,手里拎着包,包带从手腕滑下去,她没捡,就让包带垂着,像一个断了的、接不回去的、也不想接的纽带。
前夫看到她,笑了,那个笑很短,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划了一根火柴,亮了一下就灭了。
“沈若。”他叫她的名字,声音比以前低了,比以前沉了,像一把被调低了音调的琴。
沈若看着他,没有笑,没有不笑,没有高兴,没有不高兴。
脸上什么都没有,像一面被擦干净的白板,等人来写,但笔在水里泡了太久,写上去的字是洇开的、模糊的、看不清的。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激动,不是愤怒,是平静。
像见到一个很久没见的、不算太熟的、以后也不会再见的旧同事,甚至连旧同事都不如。
至少旧同事还曾经共事过,有话可说,而他和她之间能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那一刻就说完了。
“你回来了。”
“回来好几天了,一直在找机会见你。你电话没变,我打了好几次,你没接。”沈若没说话,那些电话她当然知道。
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未知,她没接,不是故意的,是懒得接。
推销的、诈骗的、打错的,每天都有很多;她不知道那些电话里有一个是他,如果知道,她也不会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上班?”
“问你妈了。她一开始不肯说,我说我想看看果果,她哭了,告诉我了。”沈若沉默了。
前夫看着她,又开口了,这次声音更轻了,轻到像怕惊动什么似的。
“沈若,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说——我们复婚吧。”他看着她,她看着路边那排法国梧桐,叶子从枝头落下来,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落在地上,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去,又卷起来。
“你来晚了。”她的声音很轻。
“不晚。果果还小,她需要一个爸爸。”前夫往前走了一步,伸出手想去碰沈若的手,沈若把手缩回去,包带从手腕滑下去,包掉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她弯腰捡起来,拍了拍灰,把包带重新挂回手腕,挂得很紧,快到勒出了印痕。
“果果有爸爸了。不是你了。”
“那个男人?我听说了。带着一个孩子,不是亲生的。工作也一般,还有房贷。”
沈若看着他的脸,这张脸她曾经看过很多年,在清晨醒来时第一眼看到,在深夜入睡前最后一眼看到。
在那张脸上她看到过爱情,看到过厌倦,看到过欺骗,看到过背叛,看到过一张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你当初不是这样的。”前夫说。
沈若把目光从那些法国梧桐上收回来,看着他。
他的眼睛不大,眼珠是深棕色的,瞳孔的深处有什么在闪——不是泪,是那种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某样东西、但还不知道那样东西到底有多重要、还在尝试用“条件更好”“工作一般”“还有房贷”来说服自己“你不值得”的东西。
“当初你走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的。人会变,很正常。我变了,你也变了。只是你变的,是让我不能再信你的那一种。”风吹过来,很凉,法国梧桐的最后几片叶子也落了下来,落在沈若的肩上,落在她拎着包的手背上,落在她和他之间那一米多的、不长不短、刚好够两个人站着对视却够不到彼此的距离里。
前夫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他把那两个字咽了回去,喉结滚动了一下。
“我走了。果果在家等我。”沈若转身走了,步子不快不慢,像一个人走在一条她每天都走的、很熟悉的、闭着眼睛都能走完的路上。
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她的影子从身后移到身前,从身前移到身后,忽长忽短。
前夫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
那天晚上沈若回来得比平时晚。
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童安和果果在旁边画画,两个小孩在比谁画的恐龙更大,童安画的霸王龙占了整张纸,果果画的腕龙在角落里小得像一只蚂蚁。
果果不服气说“我的龙脖子长”,童安说“我的龙牙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