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搬回来的那天,阳光很好。
老太太帮她把行李从出租车上搬下来,还是那个旧书包,还是那个灰色的、洗得发白的、拉链头换过一次的旧书包。
走了几天,带走的只有这些;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也只有这些。
老太太把书包塞到我手里的时候,眼眶是红的,嘴唇在发抖,想说谢谢又没说出来,只是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但很暖。
老爷子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鞋帮上沾着老家院子里的黄泥巴。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陈恪,闺女交给你了。”说完转身走了。
老太太追上去,两位老人的背影在楼道里慢慢远去,老太太的头发在阳光下白得刺眼,老爷子的背佝偻着,像一张拉满的弓。
黄润蕾站在客厅中央,低着头,双手垂在身侧,像一个刚被领养的孩子,不知道这个新家会不会接纳她。
她穿着一件素白的衬衫,没有化妆,左脸上的淤青已经完全消了,嘴角那道血痂脱落后的新肉也变成了正常的肤色。
她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像一个刚洗过的苹果。
但我咬过一口,知道里面是烂的。
“客房给你收拾好了。”我说。
“嗯。”她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去,脚步很轻,像怕踩死蚂蚁。
推开客房的门,走进去,轻轻关上。
门缝里透出灯光,细细的,黄黄的,像一条金色的丝线。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闻到厨房里飘出的香味。
排骨汤,冬瓜炖排骨,她最拿手的那道。
她围着那条碎花围裙站在灶台前,和无数个以前的傍晚一模一样。
但她的背影不一样了——以前是舒展的、放松的、理所当然的,现在是僵硬的、紧绷的、小心翼翼的。
她在用全部的力气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但她不知道,正常不是演出来的。
吃饭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地扒饭。
没有像以前那样给我夹菜,没有像以前那样说“老公你多吃点”,没有像以前那样靠在我肩上看电视。
她只是低着头吃饭,像一只被喂食的猫。
“老公。”她忽然叫了我一声,声音很轻。
“嗯。”
“谢谢你愿意让我回来。”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吃饭吧。”
她低下头,继续扒饭,眼泪掉进碗里,和米饭一起咽了下去。
窗外的月亮又圆了,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地板上,惨白惨白的。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曾经最熟悉、现在最陌生的人,坐在我对面,吃着同一锅饭,喝着同一碗汤,但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怎么也跨不过去的墙。
那堵墙是用聊天记录砌的,用照片抹的缝,用录音刷的漆。
它不会倒,不会塌,只会慢慢地、一天一天地、越来越厚。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早上她比我起得早,做好早餐放在桌上,然后回客房。
我吃完上班,碗留在桌上,她出来收拾。
晚上我回来,饭菜已经做好了,她坐在客房里,门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