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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小苏（第1页）

那个叫小苏的女孩住进来三天后，她的身世才从阿霞嘴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完整。

阿霞那天晚上收工早，把张黎明、王素芬和芳姐叫到她屋里打牌。

四个人也不赌钱，就是嗑着瓜子消磨时间，顺便聊那条巷子里永远聊不完的闲话。

“你们知道那小姑娘为什么跑出来不？”阿霞捏着一张扑克牌，压低了嗓门，眼睛往天花板上瞟了一眼——小苏就住在楼上那个最小的单间里。

“为什么？”王素芬问。

“我去找房东交租子的时候，顺便跟她聊了一下午。”阿霞把牌往桌上一扣，整个人往后靠在椅背上，脸上难得地没有平时那种大大咧咧的神情，“这丫头命苦。”

小苏全名叫苏晓小，今年才二十岁，老家在贵州一个叫麻山的地方。

是听都没听过的那种穷山沟，从镇上坐车进去要三个小时，全是盘山路，一到下雨天就塌方断路。

她爸是个地道的庄稼人，老实巴交但重男轻女到了骨子里。

家里三个孩子，小苏是老大，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从小就是全家的皇太子，鸡蛋紧着他吃、新衣服先给他买，连过年杀的年猪都是把最好的里脊留给弟弟。

两个姐姐在饭桌上多夹一块肉都要被她爸用筷子敲手背。

小苏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不是因为成绩不好——阿霞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把烟头在易拉罐剪成的烟灰缸里用力摁灭——而是因为她爸说“女娃子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去挣钱供你弟念书”。

那年小苏才十四岁，从学校回来的那天晚上，她把课本整整齐齐地码在床底下，一个人缩在被窝里无声地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起来眼睛肿成一条缝，从此再没提过上学的事。

十四岁的小姑娘，连身份证都没到年龄办，被同村的一个婶子带到县里的服装厂打黑工。

每天从早上七点踩缝纫机踩到晚上九点，肩膀和手腕酸痛得晚上睡觉都不知道怎么放，一个月挣八百块钱全寄回家。

后来那家服装厂被查了，她又辗转去了好几家厂子——电子厂的流水线、鞋厂的刷胶车间、食品厂的分装车间——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拿的都是最低最少的工钱。

就这么在外面漂了六年。

六年里她每个月按时往家里寄钱，弟弟的学费、生活费、补习费，全是她一针一线、一个螺丝一个螺丝拧出来的。

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校服穿到袖口磨出洞还不肯扔，打了补丁继续穿。

上个月，小苏在工厂里连续加了二十天班，攒了四千块钱，想着快过年了，特意买了火车票回老家。

这是她出来打工以后第三次回家。

前两次回去都只待了两三天就走了，因为家里连一张多余的床都没有，她只能跟妹妹挤一张小竹床。

这次她特意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礼物——给她爸买了一件羽绒服，给她妈买了一双棉皮鞋，给弟弟买了一部二手的智能手机，给妹妹买了几本辅导书。

“你猜她爸怎么着？”阿霞说到这里，把瓜子往桌上一撒，声音忽然拔高了，“她爸收了钱，数了三遍，往裤兜里一揣，连句好话都没有。第一句话就是——‘这钱不对，怎么才四千？你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两千。’”

“操。”王素芬骂了一句。

“还有更过分的。”阿霞冷笑一声，“她爸试了试她买的羽绒服，说袖子短了，让她拿回去退。又看了那部手机，说是旧的开不了机，劈头盖脸骂她被人骗了。说到最后又绕回来了——还是钱的事。嫌四千太少，说她肯定自己偷偷攒了私房钱，让她把私房钱也交出来。”

芳姐把手里的扑克牌往桌上一拍，起身走到窗户边，点了一根烟没说话。

张黎明坐在那里，手里捏着一张红桃K，指关节攥得泛白。

“当天晚上，母女几个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吃顿饭。她爸喝了酒又开始在饭桌上骂，从‘女娃子不中用’骂到‘嫁出去的赔钱货’，又从‘赔钱货’骂到‘连弟弟都帮不了你还有什么脸回来’。摔了酒瓶子，掀了桌，一桌菜全掀翻了，油汤淌了一地，妹妹吓得缩在墙角哭。她爸站在满地狼藉中间，指着小苏的鼻子说了一句话。”

阿霞停了很久。

“‘你要是挣不到钱，就别回来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