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十年前出来打工的,最早在广州的电子厂里焊电路板。
后来厂子搬了,她跟着老乡来了这边,找不到正式工,就去工地做饭。
再后来她男人在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人没了。
包工头跑了,一分钱赔偿没拿到,只留下她和一个还在老家上初中的儿子。
“我儿子今年高三了。”王素芬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忽然舒展开来,眼睛里有一种光芒,“成绩好得很,年级前十。老师说能考重点。”
她给张黎明看过她儿子的照片--一个瘦瘦的男孩,戴着眼镜,穿着校服,站在学校门口的梧桐树下。
照片已经有些皱了,边角起了毛,显然被反复摩挲过很多次。
“我每个月寄回去两千五,够他交学费和吃饭。”王素芬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钱包夹层里,语气平淡,“他爸没了以后,没人管他。我在外面挣钱,他住校,周末回他姑家。他不知道我在外面干什么,不能让他知道。我跟他说我在商场卖衣服。”
张黎明点点头,没有说话。
他想,张凤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出来挣钱,寄回老家,养孩子,养老娘。
自己吃再多苦也不说,因为说了也没用,因为这就是命。
除了王素芬,巷子里还有几个常驻的女人。
有一个叫“小梅”的,二十五岁,是这一片最年轻的。
圆圆的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不站街的时候看起来像邻家的大学生。
小梅是本地人,家就在城中村里面,她妈改嫁去了外地以后跟继父合不来,就不怎么回去了。
她有一个半公开的男朋友,在附近修电动车,两个人租了个单间住在一起。
那男的知道她在站街,也不管她,只管花她的钱。
有一次张黎明去修鞋,在电动车修理铺门口看见那男的搂着另一个年轻女孩有说有笑,小梅就在不远处站着嗑瓜子,看见了也不闹,只是把瓜子壳吐在地上,面无表情地转身走了。
但晚上回到楼里,还是照常给那男的带夜宵。
“他就是贪玩,迟早会懂事的。”小梅当时蹲在门口垃圾桶旁剥柚子,剥了一半忽然这么说了一句。
张黎明没戳破,只是在心里记下了这句话,后来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酸涩。
有一个叫“芳姐”的,三十八岁,辽宁人,离了两次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女儿。
女儿在附近城中村的小学上五年级,天天自己上下学。
芳姐租的房子在一楼,窗户正对着巷子,她接客的时候就把卧室门关上,让女儿在客厅写作业看电视。
这孩子成绩一般,但特别懂事,每天放学会顺路从菜市场捎一把打折的青菜回来,把菜摘好、洗干净、沥水摆在盆里,等她妈睡醒了直接下锅。
张黎明后来见过一回那孩子往楼道柴堆上贴纸条,瘦瘦小小的个子踮着脚尖,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轻声上楼”。
他第一次看到那张纸条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掐了一下。
芳姐说她攒够了钱就想回老家开个小饭馆。
“等我姑娘上初中了,就不干了。回辽宁,找个正经活,让她好好念书。”
还有一个叫“阿霞”的,人称霞姐,四十出头,广东本地人,是这群人中身材最丰满的一个,性格也最泼辣,嗓门大,笑起来前仰后合,巷子两边的楼都听得见。
她妈前年查出来尿毒症,每个星期要透析三次,一个月光医药费就四五千。
老公早跑了,弟弟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赌债也找她要,全家上下五张嘴都等着她一个人填。
她站街快十年了,是这条巷子资历最老的一个,见过的人比警察还多。
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这几个人,加上张黎明,构成了这条巷子的固定班底。
当然还有更多来来去去的流动面孔--有被骗进传销逃出来的,有跟家里闹翻跑出来的,有被男朋友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
她们来了又走,短则十几天,长则两三个月,像被风吹散的种子,有的在别处扎了根,有的就这么消失在城市的褶皱里。
站街这一行人员流动比电子厂还快,连名字都来不及记全,人就换了。
冬至那天晚上,王素芬在楼道里支了个小电饭锅,煮了一锅速冻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