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了。”孙兰的声音比电话里更哑,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你都知道了?”
西贝沉重地点头,看了一眼父亲。西林依旧沉默地抽烟,但那微微佝偻的背和紧抿的嘴角,泄露了他内心同样剧烈的震荡。
“我孙兰活了这辈子——”孙兰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悲伤,是极致的愤怒在冲撞她的声带,“十三岁参加革命,枪林弹雨里没皱过眉头!嫁给你爸,从山东到上海,白手起家,养活你们四个,啥苦没吃过?啥委屈没受过?我争强好胜了一辈子,要脸要面了一辈子!没想过……没想过临老要被自己亲生的闺女,用这种最下作、最不要脸的法子,把脸皮剥下来,扔在地上让人踩!让全弄堂的人看笑话!看咱西家出了个偷人养汉的破鞋!”
“妈!你冷静点!”西贝听着母亲用如此不堪的字眼形容妹妹,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
“冷静?你叫我咋冷静?!”孙兰的眼泪终于冲破了愤怒的堤坝,滚滚而下,却不是温热的,而是滚烫的,带着烧灼般的恨意,“她对得起谁?对得起韩杰?韩杰再不贴心,钱一分没少往家里拿!对得起璐璐?璐璐以后咋做人?对得起我们这两张老脸?我有啥脸面出门?有啥脸面见亲家?见邻居?见单位里的老同事?他们会在背后咋戳我的脊梁骨?说孙兰教育出来的好闺女,偷男人偷到医院里去了!”
她剧烈地喘息着,身体摇晃,几乎站不住。西贝下意识想上前搀扶,孙兰却猛地挥开她的手,那力道大得惊人。
“我没脸去!我死也不会踏进那个脏地方,去看那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孙兰的眼神重新聚焦在西贝脸上,那是一种命令的、不容置疑的、混合着托付与切割的复杂眼神,“你是大姐!这个家,现在只有你还能出面!你去!你去医院看看那个讨债鬼!看看她是死是活!”
“妈,我去可以,但你别这样,身体要紧……”西贝看着母亲摇摇欲坠的样子,心揪紧了。母亲的肝硬化最忌情绪激动。
“我身体?我身体顶好!还没被那个讨债鬼活活气死!”孙兰惨笑,转身踉跄走到五斗橱前,哆哆嗦嗦打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一个网兜。
网兜里是几个表皮已经发皱、失了水分的苹果,还有一瓶玻璃瓶装的麦乳精,标签都泛黄了,一看就是放了不知多久、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
她几乎是把这个寒酸的网兜砸在西贝怀里:“拿着!带过去!算是我这个当妈的……最后一点情分!告诉她,我没这个闺女了!让她……让她以后自生自灭!是死是活,跟西家再没关系!”
那网兜很轻,砸在怀里却重若千钧。苹果冰凉的、略带腐烂软塌的触感隔着薄薄的衬衫传来,那瓶麦乳精沉甸甸地坠着。西贝低头看着这寒酸到近乎讽刺的“营养品”,又抬头看着母亲那张被羞愤、绝望和母性的本能撕扯得近乎扭曲的脸,看着父亲沉默如山的、却同样写满耻辱和疲惫的背影。
那一刻,她全明白了。
母亲叫她来,不是商量,不是求助,而是宣判。宣判西敏的“罪”,并指派她——这个家里最“懂事”、最“可靠”、也最“应该”去收拾烂摊子的人——去执行探望(或者说,确认与切割)的仪式。这袋东西,不是关怀,是祭品,是划清界限的象征,也是母亲内心无法彻底割舍那点血脉牵连的、悲哀的证明。
所有的震惊、混乱、对妹妹身体的担忧、对家庭声誉的恐惧、对父母状态的焦虑……最终都被肩上这骤然压下的、冰冷的、名为“长女的责任”和“家族耻辱的承载者”的重担,压成了一片麻木而尖锐的钝痛。
她没再说话,只是拎起那袋轻飘飘又沉甸甸的东西,转过身,走出了那扇弥漫着耻辱、愤怒与无尽悲哀的家门。
背后,是母亲终于压抑不住的、痛苦的、仿佛呕出心肺般的啜泣,和父亲一声重过一声的、仿佛要将所有难以言说的耻辱都咳出来的闷响。
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上海。西贝走出永嘉路,站在街边,晚风带着黄浦江方向传来的、潮湿闷热的气息。她愣了几秒钟,才想起该往哪个方向去坐车。
去虹桥的公交车摇摇晃晃,车窗外的霓虹灯流光溢彩,映照着这座城市夜晚的繁华与躁动。可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觉得自己像一具抽空了灵魂的躯壳,被那通电话和那袋苹果牵引着,漂向一个她极度不愿面对、却又不得不去的、充满消毒水气味和难堪真相的地方。
二、病房与尘土记忆
虹桥区妇幼保健院是栋老旧的五层楼,墙面上的水渍在昏暗的路灯下勾勒出难看的图案。三楼妇产科病房的走廊,比永嘉路家里的气氛好不了多少。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血腥气、奶腥味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气味混合的味道。灯光是惨白的,照在磨石子地面上,反射出冰冷的光。
西贝的脚步很轻,但在空旷的走廊里依然发出沉闷的回响。她像走在一条通向审判台的漫长通道上。
306床,靠窗。
她停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目光越过其他病床上或昏睡、或低声呻吟、或麻木呆坐的女人,落在靠窗那张床上。
西敏躺在那里。
短短几个月不见,她瘦了很多。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是失血过多后那种泛着青灰的蜡黄。头发汗湿地贴在额角和脸颊,嘴唇干裂起皮。她闭着眼,但眉头即使在昏睡中也痛苦地紧蹙着,眼窝深陷,在惨白的灯光下投出两片浓重的阴影。她的手露在白色的被子外面,手背上插着输液针,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缓慢地流入她青色的血管。
床头挂着的卡片上,“宫外孕术后”几个字下面,诊断栏里,“宫外孕”三个字,被用红笔粗粗地圈了出来,像三个触目惊心的伤口,又像三枚耻辱的烙印。
西贝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不得不伸手扶住冰冷的门框。那三个字,那个躺在病床上毫无生气的人,与记忆里那个总是穿着时髦洋装或者是鲜艳旗袍、烫着时髦卷发、说话又快又急、眼角眉梢带着不安分神采的西敏,无论如何也重叠不到一起。
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她将母亲给的那个寒酸的网兜,塞进了自己随身带来的布包里,没有拿出来。铁架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她在床边的方凳上坐下,目光从妹妹死灰般的脸,移向窗外。窗外是黑沉沉的夜,只有远处工地上几点孤零零的灯光。
就在这片惨白的、充斥着疾病与女性痛苦的寂静里,一股更遥远、更粗糙的气息,却仿佛穿透了消毒水的尖锐,凶猛地席卷了她——那是混杂着牲口、尘土、汗臭和某种坚硬食物的味道……
三、乡路上的尖叫
记忆的闸门被血腥与消毒水的气味撞开,汹涌而来的是另一种同样滚烫、混杂的焦灼——属于山东掖县那个遥远、贫瘠、尘土飞扬的夏天。
首先是热。火车车厢像个巨大的、闷烧的罐头。没有空调,车窗只能开到一条缝,热风裹挟着铁轨蒸腾的尘土和车厢里上百号人身上浓稠的汗味、体味、孩子的尿骚味、包袱里食物发酵的酸馊气,以及车厢连接处铁门缝隙里钻进来的、牲畜粪便和皮毛的浓烈腥臊。空气稠得像一锅煮糊的粥。
西敏那时才七八岁,出发时那点“回老家”的新奇劲儿早没了,漂亮的小裙子皱巴巴贴在身上,汗湿的头发粘着小脸。她不停地哭闹,声音尖得刺耳:“妈!俺热死了!臭死了!这啥味儿啊!俺要回家!俺要回上海!再也不来这破地方了!”
西桦紧紧捂着鼻子,小脸憋得通红,时不时干呕。更小的西春被拥挤和异味吓得哇哇直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