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浇了多少水?”
“小半杯。搪瓷缸那种杯子的小半杯。”
“搪瓷缸的小半杯太多了。要用瓶盖量。矿泉水瓶盖,一盖半。”
“你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你知道。”
“我以为你知道,”陆征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句话可以当你的墓志铭。‘沈知行以为陆征知道浇虎皮兰用多少水,结果陆征不知道,虎皮兰涝死了。’”
沈知行终于笑出了声。那个笑声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听筒上。
“我明天下午去琉璃厂,”他说,“给奶奶买个铜暖壶。她冬天手脚凉。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后来被我哥拿去卖了。奶奶念叨了好些年。”
“铜暖壶,”陆征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记什么笔记,“琉璃厂哪家店?”
“不知道。到了再找。那边的老字号多。”
“买到之后拍张照片。”
“怎么发?你又没有收传真。”
“寄回来。放在信封里寄。地址写营区。等你到家了,信还没到。我拆开来看,然后放在你桌上。”
“那为什么不直接等我回来给你看?”
“因为我想比你先看到。”陆征说完这句话就沉默了。他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但他还是咽下去了。电话线那头传来他放下搪瓷缸的声音——瓷器碰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沈知行把电话线从手指上解开。窗外长安街上的车灯在夜色里拉成一道道流动的光带,北京的夜晚比漠河繁华得多,但他在这一刻想起的不是窗外的灯火,而是漠河冬夜的星空——北斗七星永远挂在白桦林上方,像一个忠诚的哨兵。
“好,”他说,“我买两个。一个给奶奶,一个放你桌上。”
“为什么放我桌上?”
“何树国说有备无患。你办公室暖气不好,灌热水能暖手。”
“行。你回来记得给它编号。像你对待采访笔记那样,一页一页,标上页码。”
“铜暖壶不是采访笔记。”
“一样。都是你从外面带回来的。你从北京带回来的东西,放我桌上,就是我的管辖范围。”
沈知行没有反驳。他靠在床头,把听筒搁在耳朵边上,听着电话那头偶尔传来的翻纸声和远处白桦林的风声。两个人都没说话,但谁都没有先挂电话。最后是陆征先开了口:“早点睡。明天还要赶路。”
“嗯。”
“琉璃厂的东西可以讲价。别人家开价多少就给多少。”
“你买过?”
“没有。但何树国说,买东西不讲价等于白去。”
“何树国还懂这个?”
“他什么都懂。明天早上我让他给你传真一份讲价技巧。”
“不用了。我会讲价。”
“你不会。你只会说‘还行’。人家开价一百,你说还行。付完钱走了人家在后面笑。”
沈知行发现今天的陆征话比平时多了不少。不知道是因为电话里比较放得开,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但他没有拆穿,只是说了句“我尽量讲价”,然后挂了电话。月光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落在他放在床头柜上的军帽上。他把被子往上拉了一点,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三一八房间里,周世安正靠在床头看一份明天座谈会的材料。材料旁边放着一张名片——沈知行今天给他的,他顺手回了一张。他把那张名片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又放下来,继续看材料。看了几行之后他把材料放下,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但北京的暖气烧得很足,凉水喝着也不觉得冷。他靠在床头,把手臂枕在脑后,想起今天在走廊里沈知行回头看他的那个瞬间——干净的短发,清亮的眼睛,微微皱起的眉头。跟六年前图书馆里那个坐在窗边的身影一模一样。
他笑了一下,自言自语道:“头发短了。比以前利落。”
然后他把灯关了。窗外的北京夜色沉沉,长安街上的车流渐渐稀疏。他在黑暗里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西北的戈壁滩上没有白桦林,但有落日。他知道有些落日是看不到的——不是因为距离,是因为那个想看落日的人,想看的不是他的戈壁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