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梧桐沟待了两天。
第一天去了小虎母亲的坟。坟在半山腰上,不大,前面立着一块矮矮的石碑,坟前没有人来过的痕迹,杂草长得有半人高。我蹲下来,用手把坟前的草一根一根拔干净,拔到手指出血。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阿姨,我叫沈立诚。小虎在周安市的时候,跟我在一起。他是好人,您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
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动了坟前的草,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在回应我。
第二天我去了小虎读过书的村小。学校已经荒废了,窗户的玻璃碎了大半,黑板上还有人用粉笔写着“再见母校”。
我在那间破旧的教室里站了很久,想象着十几岁的小虎坐在这里,下课了会跑到操场上打闹,上课了会趴在桌上用铅笔在课本空白处画小人。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会画画的人,那时候他还没有遇到我。
离开梧桐沟的时候,我在村口碰到了陈叔。
他已经很老了,腰弯得厉害,走路要拄拐杖。他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但我只记住了一句。
“小虎那孩子,心重。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从不跟人说。”
陈叔什么都不知道。
单位里开始有了闲话。
起初是一些细微的变化。食堂打饭的时候,平时会跟我坐在一起的同事,有时候会坐到别的位置去。开会的时候,有人在我发言的时候跟旁边的人交头接耳。
周工有一次在走廊上遇到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小沈,个人的事也要抓紧啊,别让工作耽误了。”
我不知道这些闲话是从哪里开始的。
也许是我一直不结婚引起了怀疑,也许是我在单位里接到的那些寻找小虎的电话被人听到了,也许是有人看到我宿舍床头那幅画,一个男人画的男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种无形的压力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渗过来,挡不住,堵不了,你只能站在那儿,让它们把你泡透。
李姐有一次在办公室没人的时候,走到我身边,压低了声音说:“小沈,姐跟你说句体己话。你是个好孩子,别管别人说什么,你过你的日子。”
“李姐,别人说什么了?”
她张了张嘴,最后只是说:“没什么,你别问了。”
1999年除夕,我回了老家。
那是我父母最后一次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话。
年夜饭的桌上,母亲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
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菜心,还有一大锅莲藕排骨汤。饭吃到一半,母亲放下筷子,用那种她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语气说:“立诚,你今年三十一了。”
“妈,我知道。”
“你姐姐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你王阿姨的闺女跟你同岁,人家孩子都两个了。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没有说话。我低着头,把那碗饭一粒一粒地扒进嘴里。米饭很白,嚼在嘴里没有味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父亲忽然开口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从来没有。他一辈子温和、寡言、不跟人红脸,但那天的语气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严厉,“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你要是身体有问题,我们去看,去治。你不能这么拖着,你拖得起,我们拖不起。”
我放下碗,看着父亲。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母亲在旁边抹眼泪,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哭出声。
那一刻,我离出柜只差一句话。
“爸,我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我有别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浑浊了,眼白上布满了红血丝,但那里面有一个父亲对儿子全部的、毫无保留的爱。
正是那种爱让我把那句话咽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