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已经投入的前期费用、征地款和设备进场费——”孙大强在心里过了一遍数字。“沉没成本一点四个亿。”
一点四个亿。
不是丟了一点四个亿。是一点四个亿卡在那里。不进不退。利息在跑。贷款在吃。银行催款函已经发了两轮。
电话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想个办法。”郑国安说。
“什么办法?”
“你比我清楚。”
孙大强攥著手机。他確实比郑国安清楚。这条路上能想的办法——合规的路全被江默堵死了。程序上挑不出毛病。法条上抠不出缝隙。技术上——那个人连水泥密度的小数点后第二位都盯到了。
合规走不通。
那就走另一条路。
“老郑。这个江默——有没有什么软肋?”
郑国安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我让人查过。”
“什么结果?”
“没有。”
“什么叫没有?”
“就是没有。没结婚。没孩子。父母双亡。没有房贷。没有车。没有任何投资理財帐户。工资卡余额——据说存了六年的工资,一分没花过。住的是单位宿舍。穿的是那件灰夹克。”
孙大强把手机从右手换到左手。
“那威胁呢?”
“威胁谁?他一个人。你威胁空气?”
孙大强没接话。
车在红灯前停了。窗外下午的阳光打在省城的梧桐树上。树影晃。孙大强盯著那些影子。
“有一种办法没试过。”他的声音压下去了。
“什么?”
“钱。”
郑国安在电话那头沉了很久。
“你觉得他会要钱?”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要钱的人。”孙大强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只有给的不够多的时候。”
“多少?”
“五百万。”
郑国安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电话掛了。
这就是答案。
——
当天晚上七点。省城南区。一个私人会所的地下包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