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丝黏在额角和颈边,睡衣后背也湿透了一层,连胸口都带着微微起伏过头后的酸。
可那个梦里,明明没有任何狰狞恐怖的画面,没有怪物,没有鲜血,没有追逐,没有尖叫。
甚至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那只是一段早该被她视作“过去数据”的记忆碎片,只不过是一场实验,一次筛选,一项从概率上讲再正常不过的失败。
可她就是抗拒。
抗拒到刚醒来时连手指都发凉,后怕像湿漉漉的藤蔓,从腰后一路缠上来,把心脏和喉咙都勒得发紧。
她不想去回忆,不想让那个画面成形,不想再看见培养舱里那枚迅速失活的受精卵,也不想想起自己当时站在记录台边,明明看见了,却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阻止。
可越是不想,越躲不掉。
因为那根本不只是“实验失败”。
那是她的孩子死了。
更准确一点说,不是已经成形、已经会哭会笑的孩子,而是一枚受精卵。
只是细胞,只是生命最初、最微小、甚至还来不及被大多数人赋予人格的阶段。
放在任何极端实验语境里,这样的死亡都太常见了。
高强度条件下,样本折损是默认的前提,能活下来的个体才叫奇迹,死掉反而更接近统计学的常态。
实验就是实验。
理智告诉她,这件事本该这样被归类、这样被安放,像一张写着“损耗”的记录表,收进档案柜最深的一层,再不翻出来。
如果她也能像那个男人一样,冷酷地看待自己的孩子就好了。
可她做不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做不到。
陶闭了闭眼,等呼吸终于勉强平下去,才掀开被子下床。
脚踩到地板的那一瞬,凉意顺着足底慢慢漫上来,像把人从梦和汗里拉回现实。
她没有开大灯,只拧亮了走廊和浴室的暖黄壁灯,光很安静,把她的影子拉得纤长,也把这个深夜与凌晨之间的时刻照得格外孤独。
浴室镜子里映出她的脸。
三十多岁的女人,本该已经被岁月打磨出某种更明显的成熟痕迹,可她身上偏偏有一种奇异的停驻感。
不是幼态,而是一种被长期克制、长期独身、长期远离亲密关系之后保留下来的洁净与冷白。
秀美的白发散在肩上,皮肤因刚从噩梦中醒来而泛着潮热后的薄红,眉眼却仍旧清晰,静,带着一种接近刀锋的克制感。
她抬手,缓缓解开睡衣。
布料从肩头滑下去,露出白得近乎晃眼的皮肤。
她的身体并不是那种纤细单薄的类型,恰恰相反,胸脯丰盈,腰却收得很好,往下是圆润的臀和修长大腿。
三十多岁的年纪,原本正是女人最熟、最有风情的时候,身体也处在最懂得如何盛放魅力的阶段。
她太白了,白得像没有被现实真正触碰过的瓷;乳房饱满,臀线也柔而丰,若单看躯体,简直诱人得不像一个常年独居、几乎与情爱隔绝的女人。
可她的确没有任何恋人。
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
而这件事,甚至和她后来成为分析员的养母关系不大——不是“为了养孩子牺牲自己”的那类俗套答案,也不是某种主动宣扬的奉献。
更像是当年那场实验已经把她有关亲密、有关孕育、有关触碰生命的那部分勇气一并抽空了。
从那以后,陶便像被什么东西悄悄咬断了一截神经,对所有可能通向“建立关系”的事情都生出本能的回避。
不想恋爱。
不想结婚。
不想约会。
甚至不想和男人有任何多余的接触。
并非厌恶男性本身,而是那条路一旦往下走,迟早会碰到“生命”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