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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第一代权阉登场（第1页）

大明第一代权阉登场

讨论评述历史人物时，最直接也是最多人采用的办法就是阅读史料，从历朝历代的记述中拨开层层迷雾去了解历史。可这种由前人所记述的历史的真实性，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证明。尤其是涉及古代士大夫集团集体抵制的宦官们的时候，士大夫的笔下几近羞辱之能事。对于这些被士大夫们排挤的一类人，他们的历史往往需要更加翔实的求证才能探究一点真相。

不过掌握了言论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也不全是对宦官深恶痛绝的，《明实录》中就对金英、覃吉、怀恩进行了褒奖，称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国家政权有积极影响。在《明史》中也专门有宦官一章，其中受到赞扬的有怀恩、李芳、陈矩。对宦官的批判，一般最多的无外乎“勾结外臣”“结党营私”“干涉朝政”等词。可那些得到褒奖的宦官，他们能做出贡献，能影响到国家政局，必然也进行了“干政”，只是这些事情符合士大夫集团的利益，符合时代价值，这些宦官便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终明一朝，被士大夫们斥为“阉竖、权阉”的干政太监不知凡几。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登场的魏忠贤无疑就是代表，在他前面出现的还有陈洪、刘瑾、汪直之辈。而在明朝第一位被文官集团定为“干政”典型的就是使明英宗被俘的王振。一个人的发迹之路，往往是必然中带着偶然，王振的发迹史同样如此。

王公公入宫谜团

传统史学界的观点一般认为王振是读过书，并且在其早年是立志于科举进入仕途的。可因为任教职时“考满无功”，这才净身入宫。这种说法最早是在《闲中今古录》中提到，说是在永乐年间，王振任教职，因考满无绩遂净身入宫。这种说法迅速为史学家所接受，并多次出现在之后的私人所著的史书中。

不过相比于私人所著，官方的史料则认为王振是入宫后就学，研究明朝必然逃不开的《明史》就有记载。《明史·王振传》中对于王振的生平记载为其年少时就进了宫，被选入内书堂，后来学成被挑选到宣宗朱瞻基身边，侍奉宣宗。这段记载先不论其真伪，单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王振和其他许多从小入宫的太监一样，是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进了宫，然后因为机灵被教以诗书。关于他的生平，最客观也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应该是他在正统年间，智化寺落成时亲自撰写的碑文。

他在碑文中写道，自己以前出身卑贱，幸好生在了一个盛世，在早些年获准进入了皇宫，受到太宗文皇帝（朱棣）的喜爱，这才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段写在《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的话，很全面地描述了王振的生平。不过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篇碑文是写在智化寺落成时，而智化寺是王振为了给自己祈福才修建的，那肯定会极尽粉饰包装自己，挑一些媚上的话写进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我们还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明英宗实录》里有一段记载可以算是当时官方对王振身世的盖戳。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明英宗朱祁镇赏赐了一些太监，包括王振、高让、曹吉祥等人，并且专门颁布了敕文赞扬王振。其中对于王振的生平有一段描述“昔在皇曾祖（朱棣）时特以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朱高炽），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这段由当时皇帝英宗亲自下诏的敕文，无疑是最可靠的史料，而那些由明中叶时才开始兴起的“考课无绩，自宫入宫”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出于当时的时代需要的一个对王振的评价。

权阉的养成

明英宗朝的王振，可谓是权阉的代名词，不过他的干政，还要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叙述。

第一阶段是从英宗继位到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这个阶段因为内有太皇太后张氏的约束，外慑于“三杨”的威望，王振这段时间对朝政的干预还比较收敛，有所顾忌。在这段时间，有次甚至因为张太皇太后的觉察，王振差点被处死，幸得英宗和一干大臣求情这才得免，但太皇太后还是责令王振不得干政。从这之后，王振确实收敛了很多，不过他也看出了朝中的风向，凡事察言观色，处处讨好朱祁镇和皇太后孙氏，不断为自己在朱祁镇心中增加分量。

但就算是有太皇太后限制的这段时间，因为王振而下狱的六部大臣还是多达九人，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名将王骥和名臣于谦。虽然史书记载这全是王振所为，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得到张太皇太后的首肯，王振很难扳倒这么多大臣，可见张太皇太后一方面严格管控王振，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明朝孤儿寡母的格局，不得不借助宦官制约朝臣。后来因为福建的一起杖死驿丞的案子，王振的圆滑处置得到了太皇太后的认可，重新获得了信任。之后很多大臣在对国事陈叙事建议时偶尔会询问王振的意见，甚至是直接交由他来裁决。

在《明史·王振》一卷中记载，杨士奇曾有言，内阁阁老虽然看上去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已经被王振有意排挤，一旦内宫中有意见递出来，就得任命谁为阁臣，而现在的阁老只能束手就擒。杨士奇的话语中满是无奈。

一个出身卑微之人一旦掌握了权柄，便很容易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如果他还是丧失了一部分正常人的生活行为，在之后的人生轨迹中，难免会有很多自大出格的做法。

随着王振权力的增加，身份地位的提高，圣眷日隆。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落成（朱棣时期被雷击焚毁，此时重建），朱祁镇为此大宴百官，本来这种级别的宴会宦官是不能够参加的，然而此时王振气焰嚣张，竟然以周公辅成王自居，公然破坏明朝礼制，以内宦的身份参加外廷的宴会。而朱祁镇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为他大开方便之门，打开东华门让王振能够参加宴会。如此待遇，让当时宴会中的百官都躬身迎候。

种种迹象都能看出王振在正统七年前就已经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不仅能够影响英宗，还能影响到内阁的选任委派，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态势。虽然能看出王振此时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可在太皇太后和内阁“三杨”的制衡下，王振还是略有收敛，当然这种收敛只是相比正统七年后的行为而言的。

为何说到王振的权阉之路分成两个时期，以正统七年为分界线？那就要从正统七年时太皇太后去世这件事说起。

英宗时期的太皇太后就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原配，是明初“仁宣之治”的见证者，她很清楚什么样的皇帝是好皇帝，什么样的政策会于国有利，于民有惠。可以说在英宗继位的前七年，在太皇太后还在世的时候，这位了不起的女人才是大明王朝的实际控制者。但她却没有以辅政之名行武后之实，而是和内阁“三杨”一起尽心辅佐英宗。王振的权力欲望也是由于太皇太后的存在而受到了打压。可是太皇太后一死，有足够的身份地位去约束王振的人也就不存在了，至少在当时的皇宫，再没有人会去公然对抗王振。肆无忌惮的王振便盗毁了太祖时设立在宫内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除去了客观上的证据，为自己之后可以更好地为所欲为打下了基础。

王振有如此大的胆子，是因为他有两点优势。

首先是英宗朱祁镇的信任。能在内宫皇城上下通吃、手眼通天，首先需要得到的就是皇帝的信任，毕竟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在一个封建帝王都着重加强专制统治、强化皇权的时代，一旦权柄下移，皇帝身边的近侍将能获得远超前朝的权力。这也是如今历史学界对于明朝宦官专政频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可以说，因为朱祁镇与王振从小相处，王振朝夕侍奉，深得信任，甚至能得到英宗尊称一句“先生”，这就不得不提到王振的第二个优势。

王振确实是真的有才。前文花了大篇幅去讨论王振的入宫前的生平，尤其着重于王振是在进宫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学识，还是在进宫后才有了学习的机会。甚至在明朝中叶开始产生了许多“王振中过举人”的说法，虽然种种说法不能统一，但能说明的是王振确实读过书、通文墨、晓古今。古代中国少有不识文墨的皇帝，他们长期居于皇宫中的权力巅峰，在他们年少之时便会有精英文人来教习经书。这些能够被选为太子侍讲的人对于古今诸事可谓知之甚详，而朱祁镇在见识了这许多优秀文人后还能尊称王振一声“先生”，足可见王振的才学不浅。王振也就凭着这两点优势，终于在太皇太后去世后，脖子上的枷锁尽去，走上了他人生的最巅峰。从此开始，王振大肆打压异己，培植自己的党羽，贪财受贿，直至怂恿英宗亲征，最终导致他自己死在了土木堡。

纵观王振的一生，我们甚至感觉他没有遭受什么挫折，因为他在朱祁镇小时候就作为侍读陪伴，得到了朱祁镇最大的信任和授权，王振得到权力后也没有让权力空置，一直都亲身参与到政局当中，这中间就得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

权势熏天

第一回合：王振VS皇亲国戚

王振在内廷的时间很长，这段时间也可以算是他最兢兢业业、老实本分的时候，这期间与王振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就是朱祁镇。王振能成为朱祁镇东宫时的侍读，和他在宣宗朱瞻基时的勤诚益至有莫大的关系。在侍奉朱祁镇时的本分，为他赢得了侍奉小朱祁镇的机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祁镇每天和王振朝夕相伴，自然变得亲近有加，王振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终于在朱祁镇登基后走上了自己人生的辉煌。

王振和正德年间的刘瑾不同，王振在朱祁镇小时候就担负起了教官的职责，不仅对朱祁镇沉迷玩乐及时进行制止和劝谏，对其他内侍太监行为的处理上，王振也能以朱祁镇的教育为首，力求给朱祁镇创造一个尚学的环境。正是因为对英宗的种种行为，这时候的王振得到了太皇太后和阁臣“三杨”的高度赞扬。相比对待皇帝与太皇太后的谦恭谨慎，王振对待其他皇亲贵族的态度则要差得多。王振甚至在驸马都尉责骂王振的家奴后，将驸马下了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