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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第1页）

二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惟承平日久，科舉進士日益重，而學校貢舉日益輕。學校可以造成所欲期望之人才，科舉則只就社會已有人才而甄拔之。又薦舉亦益稀，出身全由場屋。

顧亭林謂：「明科舉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乃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為詮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為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由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邱橓疏：「薦則先進士，劾則先舉監。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眉而立。」賈三近疏：「撫、按諸臣，遇州、縣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為撫字，在舉人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為精明，在舉人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二氏之說，皆可與顧語相證。今按：科目之弊，自宋已見。項安世謂：「科目盛自李唐，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有上書得官，有隱逸召用，有出於辟舉，有出於延譽。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下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罏韛，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靜中密致分數劑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說矣。」此南宋時人議論也。中間斷於元，至明而其弊又漸滋。昔人謂「自宋以來為舉子之天下」，此固與東漢以下至於唐中葉之門第勢力不同，而同樣足以操縱一時之世界也。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淸華自處，而鄙夷外曹，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

英宗天順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人才亦為科目所限。

時南、北禮部尚書、侍郞及吏部右侍郞，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已羣目為儲相。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科舉已視前代為盛，而翰林之盛，則又前代所絕無。此明史選舉志語。

而教習庶吉士漸漸變成有名無實。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自正統初年，寖與文華堂、文淵閣時舊規不同。內閣仍有按月考試，僅詩文各一篇，第高下，揭帖開列名氏，發院立案。有志者甚或謝病去。天順八年庶吉士，於次年相率入內閣求解館。大學士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計禮應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教養何等？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大怒，請旨，各授職，罰禮觀政刑部。弘治六年，學土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其流弊至此。

庶吉士散館，則資格已成，便可坐望要職。

明代甚拘資格，一與詞林之選，便可坐躋華膴，往往優遊養望。進士散館後，率請假回籍。吏部輒案原資起用。有家居敷十年，遷至尚書、侍郞，始入朝供職者。偶有一、二調外及改部郞，輿論喧嘩，互相袒徇。謝肇淛謂：「唐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嘗有此格。」邱橓疏。

翰林為貯才之地，吏部為掄才之所，此兩官特為明世所重。

明制，六部吏、兵為貴，以主文、武之銓選也。而吏部執掌尤重。吏部凡四司，文選掌銓選，考功掌考察，其職尤要。明史選舉志言：「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可見明吏部之權重。霍韜疏：「邇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官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二官為淸要，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內閣為腹心。」

及翰林院旣不能培養人才，而吏部選舉，又漸漸有拈鬮、掣籤之法，而選舉遂不可問。

明史選舉志：「在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之屬員，皆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鬮法』，萬曆間文選員外郞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尚書李戴擬行，報可。孫丕揚踵而行之。」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競為請託，丕揚創為『掣籤法』。分籤為四隅：曰東北，北京、山東為主。東南，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西為主。西北，陝西、山西為主。西南。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為主。」于慎行筆塵謂：「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頌。」

至於科舉方面，經義漸漸變成為八股。

元皇慶二年考試程式，始以四書義取士。明制考三場。初場四書義三道，依朱注。經義四道。大率用程、朱，永樂時編四書五經大全。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惟主司閱卷多就初場所中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因此學者精力全集中於四書義、經義。八股文者，乃一種有格律的經義，有一定之體裁與格式，猶之唐之有律詩、律賦。其體蓋起於成化以後。顧炎武謂：「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數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起講先提二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昔人謂：「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坑。」顧炎武語。

科舉推行旣久，學者只就四書一經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文記之，富家延師，一經擬數十題，撰文論價。入場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本經全文有不讀者。禮喪服不讀、檀弓不讀，書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不讀，詩**風、變雅不讀，易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諸卦不讀。

丘浚謂：大學衍義補。在天順、成化時。「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體偏旁者。」王鏊謂：制科議。在弘治十四年。「人才不如古，原於科舉。」楊慎謂：「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明坊刻凡四種：一曰程墨，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二曰房稿，十八房進士之作。三曰行卷，舉人之作。四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惟知此物可進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稍換首尾，強半雷同。使天下盡出於空疏不學，不知經史為何物，是科舉為敗破人才之具也。」顧炎武謂：「舉天下惟十八房之讀，明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其事始萬曆。後增至二十房。匯其範作，供士子之揣摩。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故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又曰：「時文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患得而勝之。」

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之通病。【顧亭林日知錄稱：「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所習為「貴經」，而自稱為「敝經」，尤可笑也。』」今按：元袁桷國學議謂：「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縠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淸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齔諸生，相師成風，尚甚於宋之末世。知其學之不能通，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以下皆霸道。不能辭章，謂之玩物喪志。」是學風之陋，南宋以來已然。荊公早自悔：「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學究者，即學究一經之謂也。朱子有學校貢舉私議，亦謂：「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必欲乘時改制，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云云。袁桷所舉，固非朱子所逆料也。蓋朱、王皆欲提倡一種新學風，而皆為科舉功利所掩，其提倡之苦心深意皆失，而流弊轉無窮。陽明繼起，力倡良知而斥功利。然良知之說，仍為空疏不學者所逃。荊公、朱子、陽明皆有驅虛就實之意，而皆不勝世變之滔滔，則以學校之教不立故也。在上者僅知懸一標準以取士，而不知教育，則無論東漢之察孝廉，隋、唐之考詩賦，宋、明之試經義，其末流之不能無弊皆一矣。】

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羣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