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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巨人之间的游戏规则（第3页）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发生在1941年8月21日，在巴黎的地铁站打死了一名年轻的德国海军士官。维希政府企图安抚纳粹当局，下令枪决了与伏击无关的六名法国共产党人。然而报复行动没能停止共产党人的袭击，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暗杀。10月20日，一名德国高级官员在南特被暗杀，接着在波尔多又有一名德国高级官员被杀。在德国人的报复行动中，有97名法国人质被枪杀。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400多名法国公民因德国人的报复而丧生。

法国人民已经受够了食物和燃料短缺的苦痛，从而对肆意杀害他们的同胞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到了1942年，有关法国人民对其占领者的态度的报道中通常使用的词语是“仇恨”和“愤怒”。那年6月，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几十名德军情报官员被告知：“99%的法国人对我们公开显示敌意。法国人藐视德国人，他们甚至不会因我们对他们那么宽宏大量而原谅我们。”

然而，激烈的敌意并没有立即转化为广泛的直接抵抗。只要德国人看上去似乎无敌天下，反叛的念头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走极端。1942年11月，无敌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感谢英国在埃及阿拉贡港的胜利，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几天之后，盟军开始进攻北非。

随之而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其中包括在北非遭受袭击的三天后，德国人于1942年11月11日对原在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国部分实施了接管。整个法国现在处于德国人的统治之下，北部的严厉镇压也蔓延到了曾经比较宽松的法国南部。接管也让维希政府与德国人的公开合作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认为维希政府在人质枪决以及抓捕法国犹太人并将他们送进死亡集中营方面与德国人的合作，已经让贝当及其官员变成了希特勒的走狗。

但让抵抗力量得以增强的最大动力是德国在1942年决定征招几十万法国公民到德国工厂去从事强迫性的劳动。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纳粹犯了一个重大的计算错误：当他们入侵苏联时，他们预计那场进攻持续不会超过六个星期。然而一年之后，那场战斗还在进行，几百万德军在东方战线上战斗并死亡。这么多人被征招进了德国军队，希特勒发现自己那些生产坦克、飞机、火炮、潜艇和其他迫切需要的物品的工厂里工人严重短缺。他决定从欧洲各地征招人员来填补差缺。

在1942年春天，元首下令将大约35万名法国公民纳入纳粹的战争工业。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Laval）呼吁法国人自愿参加，但几乎没有人响应。他发出命令，要求所有18?50岁的法国人和21?35岁的未婚妇女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两年。法国政府实行的劳动义务服务（或通常被称为“STO”）实际上是在法国征招服劳役的劳工。在战争期间被运送到德国去的100多万法国公民中，20多万人死于德国。

在奴役劳工征招令下达之前，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德国镇压的深重影响。然而，“STO”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亲人有被征招的危险。对许多人来说，继续忍受占领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现在是结束它的时候了。地下报纸呼吁所有法国公民拒绝服从这一命令。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倍增。更重要的是，几十万名男子离开家园转入了地下——人口稀少、树木繁茂的法国乡村，以及法国东部和南部的山陵地区成了最受欢迎的藏身之地。在那些偏僻的地方，新成立的被称为马奎斯的准游击队队员们建立了根据地，开始准备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从那时起，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弱点，人们开始把抵抗运动看作法国的一个有真正实力的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各种抵抗组织都是独立运作的，有时他们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他们没有钱，武器又少，缺少纪律性，又缺乏目标和方向。直到1942年初时，他们与戴高乐和伦敦的自由法国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尽管从一开始，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相互支持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解放他们的祖国。然而有幸的是，至少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是让·穆林（JeanMoulin），一个矮小、宽肩、男孩般英俊的法国官员。他在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没被邀请的情况下，不经预约就直接走进了戴高乐的伦敦总部。

法国战时抵抗力量中最杰出的人物穆林，在将各个分散的抵抗组织聚合起来，并组合成一个凝聚力较强的、相对有纪律的组织方面发挥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他还给予了戴高乐所需要的合法性，以扩大他的远征军，让戴高乐得以从盟军的下属转变为公认的法国领导人。

尽管在过去18个月内，戴高乐已经向法国派去了20名情报人员，但在让·穆林走进卡尔顿花园之前，戴高乐和他的人并不知道法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抵抗组织。特工们的任务是搜集关于德国人活动的情报，他们显然很少与地下组织联系。戴高乐的情报局局长安德烈·德瓦弗兰（AndréDewavrin）在1941年1月写道：“我们知道分散在法国各地的那些人准备对德国人采取武装行动。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因此就无法去组织他们。”

事实上，在穆林抵达伦敦之前，自由法国运动从来没有把法国的战线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戴高乐在1940年6月最初的BBC广播中，专注于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招募法国人——那些逃离法国或生活在北非和其他法国殖民地的人。德瓦弗兰说：“将军似乎对在国内建立一支秘密军队，或是由游击队力量进行有效攻击的可能性毫无信心。”

当戴高乐见了穆林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像以前一样，那位将军对别人十分粗鲁和冷淡，但他现在被他的访客折服了。一位在伦敦见过穆林的英国官员说，穆林凭着自己威严的气势和强烈的正义感，向我们展示了“他天生就有的权威和他过去的经历给予他的丰富经验”。

当战争爆发时，40岁的穆林正担任厄尔?卢瓦省的省长（或州长）。厄尔?卢瓦省在法国的西北部，省会是沙特尔。与其他政府行政人员不同，穆林拒绝接受纳粹统治，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愿意与德国人合作。在占领开始几天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在拒绝接受他们的命令后遭受到了酷刑。担心自己可能会屈服于压力，他试图割喉自杀，但他被发现并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得以康复。然而，他的伤口让他说话时嗓音嘶哑，喉咙上也留下了一条深深的伤疤。当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他会用围巾盖住那道伤疤。

虽然穆林因为不服从而失去了职务，但他仍然是自由的。在他活动在国内的剩余的短暂时间里，他致力于使法国抵抗运动凝聚成一股力量。在接下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走访了全国各地，与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并收集各个组织的信息。他的主要关注点是维希政府控制下的法国地区的三大抵抗组织，他称他们为“抵抗入侵者的主要组织”。

穆林在离开法国之后向戴高乐提交的一份手写报告中，详尽地列出了抵抗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的目标和对敌人进行破坏并开展军事行动的潜力。他对戴高乐说：“成千上万的法国年轻人掀起了一次希望参加战斗的浪潮。他们希望有人告诉自己，他们已经踏上了法国的前线。抵抗运动必须与加强组织和指引方向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妥善地加以指导并提供后勤支援，抵抗组织可以在法国解放之前，通过协助盟军，为结束德国的统治作出重大的军事贡献。他警告说，如果戴高乐不加入进去，法国的抵抗运动可能会屈从于共产党人的控制。

穆林的看法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穆林作为他的官方代表回到法国，与各个抵抗组织联系。穆林的使命是将各个抵抗组织团结到戴高乐的统一领导下成为一个实体。作为回报，他们将会得到资金和武器的接济。考虑到出于政治和个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深刻分歧和相互竞争困扰着这些抵抗运动组织，要让他们团结起来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到了1942年的夏天，当穆林威胁将不让他们得到任何援助的时候，他成功地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抵抗组织那里获得了支持戴高乐的承诺。

戴高乐在法国的权威不断提升，现在正是最需要它的时候。当他的领导地位面临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多重挑战的时刻，这为他提供了合法性和政治基础。更具体地说，它让戴高乐能对罗斯福政府在战争期间作出的最有争议的决定之一进行反击：那就是1942年11月任命维希武装部队指挥官让·达尔朗（JeanDarlan），一个臭名昭著的德国合作者担任北非总督。

美国对达尔朗的选择是在北非的维希部队欺骗了罗斯福，让他相信他们欢迎美军的进入之后发生的。事实上，法国人几乎在每一个登陆地点都显示了强硬的抵抗。为了消除这种抵抗，美国的军事指挥官打电话给达尔朗，他在美军进攻时碰巧在阿尔及尔探访他的儿子。达尔朗曾担任过维希政府的总理，在维希政府中地位仅次于担任首脑的皮埃尔·赖伐尔。由于他与德国人同谋迫害法国的犹太人，大规模逮捕维希政府的反对者，向隆美尔的部队供应食物和物资，他是所有维希官员中最遭人咒骂的一个。

作为达尔朗让抵抗停火的交换，盟军承诺将任命他为北非的高级专员或总督。在经过先同意然后抵制交易的反复之后，达尔朗在盟军的强大压力下终于下令停火。然而一经上任，他仍然坚持反犹太人的法律，并把戴高乐的支持者们，包括许多帮助过盟军行动的人关进了监狱。

对他的任命在全世界掀起了一阵抗议的风暴。罗斯福不为批评之声所动，他对访问华盛顿的一位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说：“就我而言，我不是伍德罗·威尔逊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我最关心的是效率。我有问题需要解决。那些帮助我解决问题的人将受到欢迎。今天，达尔朗给我阿尔及尔，我会高喊‘达尔朗万岁！’如果吉斯林给我奥斯陆，我会高喊‘吉斯林万岁！’赖伐尔给我巴黎，我会高喊‘赖伐尔万岁！’”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愤世嫉俗的实用主义贬损了盟军事业崇高的道德立场。CBS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后来写道：“英国人在1940年第一个给予这场斗争以积极的理想主义的意义。而让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是，第一个要取消这种意义的是美国人。”塞瓦雷德补充说道，对达尔朗的任命显示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将不择手段来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即便那是法西斯主义者或法西斯机构，他们不会考虑基本的原则将遭致混乱，而未来将陷入危险”。

在法国，归顺戴高乐的行动加速了。1942年11月17日，让·穆林转达了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的一份声明，呼吁任命戴高乐这位“无可争辩的领导人”为北非总督。这一声明也获得了法国大部分政党代表的签字——这是向盟军发出的一个信号，即对将军的支持不仅来自抵抗组织，也来自传统的政治力量。

戴高乐也获得了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全力的支持，他们的领导人担心美国人既然已经与达尔朗合作，他们很可能也会与自己国家的德国合作者们进行合作。大多数英国公众、大多数议员和英国媒体也加入了对他的支持。即便是一些英国高级官员，包括外交部的几名官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1940年，面对外交部的反对，丘吉尔支持了这位将军，现在这个部门的官员正在保护他免受丘吉尔越来越多的敌意。他们相信戴高乐已在法国获得了合法地位，抛弃他将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

丘吉尔当然和几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很清楚对达尔朗的任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需要采取行动来纠正这个错误。不久之后果然有人采取了行动：在1942年圣诞节前夜，一名20岁的法国军队训练士官冲进了达尔朗在阿尔及尔的总部并将他枪杀了。有人怀疑美英秘密安排了这次谋杀，但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

为了取代达尔朗，美国军方挑选了一名名叫亨利·吉劳德（HenriGiraud）的法国将军，他曾在与德国的战斗中被捕，并从德国的监狱逃跑出来，然后参加了维希政府。他在被任命后继续了前任对犹太人和维希政府反对者的迫害，因此吉劳德也非常不受欢迎。除了罗斯福政府之外，盟军中很少甚至没有人支持对他的任命。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哈罗德·尼科尔森说：“在吉劳德和戴高乐之间，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吉劳德在法国不是一个好名字。而戴高乐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在那时已经很清楚了，罗斯福正在为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关于戴高乐的战斗而战。让·穆林宣称：“法国人民将永远不会接受让戴高乐将军屈从于吉劳德将军。”他呼吁“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由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临时政府，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他将永远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除了来自法国的对将军的支持以外，成千上万的维希法国士兵在北非转换立场，加入了自由法国运动，使戴高乐的运动拥有了一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