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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巨人之间的游戏规则（第2页）

罗斯福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戴高乐和法国。他对那个被打败的、受到创伤的国家的情况的复杂性很不了解，对法国老百姓也没有多少同情。他所了解并在意的是法国导致了盟军的失败。他认为法国在投降德国之后已丧失了它在西方列强中的地位。他宣称：“法国已经不存在了。”他坚持认为只有在解放之后法国才会再次存在。

就戴高乐个人而言，罗斯福认为他是微不足道、荒唐可笑的，一个有着宏伟野心的英国傀儡。总统在一开始就蔑视这位将军，“他从一个被打败的军队中逃脱，但却在大谈‘不可剥夺的权利’，‘长期的辉煌业绩’和‘不朽的法兰西’”。一位美国官员写道，罗斯福认为“戴高乐的野心对盟国和睦和法国民主都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作出了决定，而他的决定一旦作出是再也不会改变的——美国将不会作出任何让步来帮助戴高乐实现他的野心。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在法国投降德国后几乎立即就承认维希是法国的合法政府。罗斯福还派出了他的一位好友，前美国海军作战总指挥威廉·莱希（WilliamLeahy）海军上将前往维希担任大使。随着战争的进行，贝当的维希政府加强了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并更严厉地镇压自己的公民。美国政府与维希政府的密切关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

罗斯福并没有把那些批评放在心上。正如丘吉尔曾试过的那样，他认为他可以说服维希政府，不让德国插手法国的北非殖民地和剩余的舰队，也许有朝一日可以把法国拉回到盟军阵营来。为此，美国通过向北非运送粮食和其他急需的物资来大力吸引维希政府。然而，维希政府虽然接受了美国的礼物，却没有表现出会遵从美国政府的意愿，就像它曾经无视了英国的提议一样。而这并没有使罗斯福动摇，反而使他决心加倍努力来赢回维希政府。

英国人对戴高乐的支持和罗斯福对他的强烈反感之间的冲突，在1942年中期的时候第一次浮出了水面，当时这两个新结伙的西方盟国开始计划对德国发起他们的第一次联合进攻。美国的将军们设想入侵欧洲大陆，但英国人抗议说英国的军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进行这样一场高风险的行动。盟军最终在英国提交的替代方案上进行了妥协：于11月份通过两栖登陆，进攻北非。

罗斯福认为由于维希政府对美国持友好态度，只要登陆时美军在前，英国军队随后，而自由法国的军队不被看到，维希在北非的部队就不会对地面进攻进行任何抵抗。在1942年初时，戴高乐将军已经有了50000多人的军队，一支有1000多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空军和几十艘舰船。对罗斯福总统来说，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对丘吉尔说，将军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在北非和法国的解放和治理中发挥任何作用”。总统还坚持要求不让戴高乐知道任何有关进攻的计划。

丘吉尔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尽管他与戴高乐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但他在1940年6月曾作出了庄严的承诺，支持这位将军，他现在无法收回他的承诺。他也完全不同意罗斯福的看法——认为法国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地位。当丘吉尔听到罗斯福带着讽刺的口吻告诉他，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圣女贞德的后裔时，丘吉尔并没有感到好笑。这个想法对他来说似乎并不荒谬。英国首相无奈地指出：“没有军队的法国不是法国，戴高乐是这支军队的精神支柱，他可能是幸存的最后一个勇士。”

同样地，丘吉尔也认为自己是罗斯福的助手，并向他的工作人员下令：“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妨碍他与总统友谊的事情。有那么多事情都依赖着这段友谊。”英国人最终把进攻北非的计划全交给美国人去办了。但是，就在进攻发起的前几天，丘吉尔恳求罗斯福至少让他告诉戴高乐：“你记得我曾经……承认他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我相信他的军事荣誉是可以信赖的。”当罗斯福拒绝了他的要求时，丘吉尔坚持说：“我还是感到对戴高乐很抱歉。但我们将接受你的决定。”

1942年11月8日，30000多名美军和英军涌上了北非海滩。丘吉尔后来承认他自己和罗斯福对“戴高乐的侮辱是极为严重的”。然而，当天晚上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中支持了对北非的进攻：他号召“法国的领导人、士兵、水手、飞行员、公务员们和北非的法国定居者们，站起来吧！帮助我们的盟友！加入他们的战斗，不要有任何保留！战斗的法国要求你这样去做……不要听信那些试图说服你的卖国贼，说盟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去占领我们的帝国。伟大的时刻来到了！”

私底下，戴高乐对自己和他的部队被排斥在进攻之外大为震怒。在写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Hull）的一封酸楚的信中，他说他对“美国政府对与盟国并肩战斗的唯一法国人的不礼貌态度”尤为不满。但是他把最尖锐的矛头留给了17个月前曾热烈欢迎他到英国来的人。他在与丘吉尔的一次会议中大声嚷道：“我无法理解你！你从第一天开始就投入战斗了。甚至可以说你个人就是这场战争的象征。然而，你却让自己被美国牵着走，那些美国士兵还从未见过德国人。领导这场战争的道德取向取决于你。欧洲的公众舆论将会支持你！”戴高乐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些话对丘吉尔先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到他在颤动。”

然而，尽管他内心可能同意将军说出的真相，但丘吉尔很清楚自己无能为力。在与苏联和美国人的合作中，他发现自己与欧洲人的处境一样，正在迅速成为斯大林和罗斯福的次等合伙人，正如其他欧洲小国领导人曾经从属于他一样。

当盟国的领导人为了北非和法国不断争吵时，法国民众在经过了长期的观望以后，终于开始躁动起来。最初，公开抵抗的想法在法国被接受的程度似乎远远低于其他被占领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正在与德国积极合作。只要法国的警察和政府管理人员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去做，维希政府就有权自行运作，希特勒保证他将以德国人尽量少出现的方法来控制法国。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相比，没有一个其他被占领的国家曾对纳粹统治初期的效率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并不是只有法国官员在与敌人合作，法国许多最富有和最著名的公民——工业家、贵族、作家、电影明星和服装设计师，在整个战争期间与占领者保持着社交往来，并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从他们的现身中获益，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据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估计，约有22万法国公民可以归类为德国人的战时合作者。

然而，绝大多数法国人并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做。虽然大多数人从未对公开抵抗显示出任何兴趣，但在战争期间，公众舆论的调查报告显示了公众强烈的亲英反德态度。早在1940年8月，一份德军备忘录指出：“作为一种手段，德国士兵对法国民众友善和施助的行为并没有换来法国民众的同情。”

一般来说，法国人以漠视他们的占领者并拒绝与他们有个人接触来表现出他们的敌意。一位法国人在1943年2月写道：“我垂下了我的脑袋，你看不见我的眼睛，我不会让你得到彼此对视的喜悦。你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物体，处于一片寂静和冰封之中。”这样做既能满足蔑视敌人的情绪，对他们来说也几乎没有人身危险。更积极抵抗的想法当时却是遥远而陌生的，而且会让人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在法国战败之后的头几个月里，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孤立的反抗活动：有人向德国的巡逻队开枪；德国人的布告和汽车轮胎被划破；当希特勒出现在新闻电影屏幕上时电影院里会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在1940年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数以千计的法国学生聚集在巴黎的星形广场上高唱“马赛曲”以抗议德国的占领。这是法国的第一次大型反德国示威，德国人决心使其成为最后一场抗议活动。德国警察和军队冲向人群，开枪打死了几十名学生。德国人对抗议活动的反应震惊了整个法国，并阻止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尽管如此，几乎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反抗的余烬开始慢慢燃烧起来。整个战争期间在法国生活的苏格兰作家珍妮特·特西斯·杜·克罗斯（JaeissierduCros）曾这样写道：法国的抵抗“就像蘑菇自然而然地在落叶中长大一样。起初，它是没有组织的运动。在城市、乡镇或农村，那些怒火中烧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邻居中哪些人和他们持有相同的看法。在不清楚如何将他们的感受转化为行动的情况下，他们聚集在一起，开始时只是为了在精神上相互支持。许多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就像夜间的一个小偷一样”。

渐渐地，这些小小的未来抵抗者们的团体与其他同样未经组织的团体联合起来，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分散的运动。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其他组织的存在。他们所做的同一件事，也是大多数抵抗组织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印发秘密报纸，意在抵消德国人的宣传，向法国公众提供关于战争及在他们国家所发生的情况的准确信息。

对于每个被占领国家来说，地下报纸是抵抗运动存在的核心和关键，而在法国这个对言论和说辞视之极高的国家里尤为重要。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统计，在战争期间法国共出版发行了1000多种地下刊物。

像BBC对法国的广播一样，报纸的目的是用希望和蔑视的精神来取代绝望和无奈的感觉。一位地下刊物的编辑在战后说：“我们明确地展示积极的抵抗活动正在进行并日益增长。对我们的读者来说，他们看不见哪些人是抵抗运动的成员……在那个阶段，唯一的标志就是我们的两页印刷品。”报纸本身就是法国人反抗的有力证明。制作和分发地下报纸，将它们留在邮局里和火车上、送进各家各户的邮箱都具有相当大的风险，而那样的行动最终成了更加公开和危险的反抗的温床和训练场。

当他们收敛了自己的自尊之后，在那些早期的抵抗者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在法国社会几代人中——也许是几个世纪之久一直缺乏的社会感。跨越了传统的社会和经济隔阂之后，来自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记者、教师、铁路工人、店主、学生、装卸工、工程师、文员和农民被一位抵抗运动成员称之为“对我们祖国的热爱”的东西团结在了一起。甚至世袭贵族也有人参加：让、菲利普和皮埃尔·德·沃默古（PierredeVomecourt）三人是来自洛林的富豪兄弟，也都是男爵，他们成了特别行动处和抵抗运动成员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法国南部主要抵抗运动之一“南部解放”的创始人，身为记者和知识分子的埃玛纽埃尔·达捷斯·德·拉·维热里（Emmanueld'AstierdeLaVigerie）写道：“在我们的战争中，灵魂被救赎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反抗，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在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中漂泊，为失散的兄弟们敞开大门。我们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尽管别人并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生活在同样欢欣鼓舞的状态之中。”

对现状的另一个挑战是抵抗运动欢迎犹太人和其他过去被视为法国社会外的人们的加入。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抵抗运动中犹太人的比例大于他们占整个法国人口的比例。地下运动成了另一个社会，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了犹太人并为他们提供了机会，犹太人不需要改变他们身份的任何部分就可以加入行动。”

正如接受犹太人加入抵抗运动一样，促使社会现状改变的另一个挑战是妇女在抵抗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在法国是这样，而且几乎在每个其他被占领的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她们作为传递员，搜集情报、运送武器；陪同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抵达安全地带；在家中隐藏抵抗运动成员，甚至带领武装的抵抗运动成员袭击德军目标。一位美国情报人员将妇女称为“抵抗运动的命脉”。

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妇女抵抗运动成员在法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人对妇女所持的刻板印象。出于传统和保守的社会观念，德国人把妇女看成主要是在传统的家庭中操劳的妻子和母亲。至少在战争初期，德国人很少怀疑她们是间谍和破坏者。安德烈·德·容是一位年轻的比利时女子，她可以说是最勇敢也是最为人所知的抵抗战争中的女英雄。她曾说过：“女人们看起来是那样的无辜，她们看上去决然无害，德国人不能接受妇女可以有自己意愿的念头。”

在法国战败一年多之后，法国新兴的抵抗运动专注于建立联系和发展成员，出版报纸、搜集情报、制造假身份证件及其他文件，并评估今后发起准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没人想过要与敌人直接对抗。一份抵抗运动的报纸告诫读者：“最重要的是，不能有孤立的暴力行动，因为现在还没到时候。”

不过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法国共产党人决定采取不同的行动。早些时候，法国共产党遵循着斯大林的指导，在自己的国家被第三帝国摧毁时对德国人慷慨解囊。但是在1941年7月，苏联和共产国际下令法国共产党人对法国的弹药工厂进行破坏，与德军展开武装斗争，希望以此来削弱第三帝国在苏联的进攻。他们遵从了那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