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小说网

第12章 团结中的纷争 流亡给欧洲七国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第3页）

因此捷克人不得不继续忍辱负重地生存下去。在第一次盟国联合会议上，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是临时流亡政府的缘故，他们被排在其他流亡政府名单的最后一位。在1940年的捷克独立日那天，出席捷克临时流亡政府官方招待会的唯一盟国政府官员是罗伯特·布鲁斯·洛哈特和挪威的临时代办。

捷克临时流亡政府开始了长期的艰苦奋斗以争取获得完全的承认。态度保留、说话严厉的贝内什待在了幕后，让位给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让他到前台表演。马萨里克发起了一场出色的捷克抵抗事业宣传运动，在他不停地游说英国官员时，其中有好几个人还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不得不用连哄带骗、车轮大战的方式来进行争辩。他声称贝内什是在纳粹胁迫下辞去总统职务的。他认为慕尼黑的协议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得到捷克的批准。他指出他的国家的飞行员和部队目前正在英国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他直率地问道，几名捷克飞行员在不列颠之战期间的牺牲是否和他们的政府一样也只是临时的？

当丘吉尔于1941年4月在伦敦附近的训练营地视察捷克军队时，马萨里克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知道丘吉尔对英国最近的军事挫折感到非常沮丧，他建议捷克士兵们在首相到来之前学唱几首英国的爱国歌曲。当视察完毕，丘吉尔正要跨进他的汽车回伦敦时，军队大声唱起了英国海军军歌《大不列颠万岁》。那首鼓舞人心的大英帝国颂歌可能产生了所希望的效果：丘吉尔的眼睛里满含泪水，走出了他的汽车和士兵们一起唱了起来。那天，当贝内什再次提出完全承认捷克流亡政府的问题时，丘吉尔宣布：“必须把这件事情办好，我会亲自来过问这件事情。”三个月后，在得到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伊登于1941年初取代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成为英国的外交大臣。——作者注）的强烈赞同后，英国正式承认了贝内什及其内阁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流亡政府。1942年8月，英国政府撤销了在“慕尼黑协定”上的签字，宣布那个协议无效。

虽然贝内什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他从来也没能从他的同事们称之为“慕尼黑情结”的阴影下走出来。由于英国和法国对他的国家的背叛和自己所遭受的屈辱，他越来越痴迷于为自己和捷克斯洛伐克赢得声望和影响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将会导致短期内的悲剧，并对他的国家的长远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戴高乐来说，声望和影响力也是关键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独立性。尽管如果没有英国在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戴高乐和他的人将无法幸存下来，但戴高乐决定不对地主的各种愿望和要求唯命是从。以一位观察员的话来说，他的非官方的座右铭是“极端的虚弱需要极其强硬的态度”。他在抵达英国两个月后就宣布：“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我有一个任务并且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为解放我的国家而进行战斗！”

尽管英国人偶尔会在捷克人和其他欧洲流亡者那里遇到困难，但没有人比自由法国运动的人和他们傲慢的领袖更令他们恼怒了。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的总部不间断地出现诉诸暴力的纠葛、对抗和权力争斗的场面。仅有的一致之处就是对戴高乐的忠诚，他在伦敦的追随者来自法国政治的各个角落，反映了困扰法国几代人的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分歧。

丘吉尔政府中的一位官员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40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所有的法国人都固执己见。所有的人都来见我，告诉我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糟糕。”戴高乐的同事之一曾经说过：“一个人必须有点疯狂劲才能成为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

戴高乐傲慢和专制的态度，使在伦敦的成千上万法国流亡者们更加极端化——这些人中，除了少数人是在法国战败之后逃离法国的流亡者外，大多数人在战前就已经在伦敦了。包括许多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在内的战前法国社区的人，他们往往是亲近贝当和维希政府的。但即便是那些想让自己的国家继续战斗的人们也对那位晦涩的将军没有多少信任或信心。尽管戴高乐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经选举产生的公职，但他却坚持认为他是不败法国的唯一领袖。一位英国官员曾说：“我们不断为被他在伦敦法国社区最杰出的成员中所激起的对立情绪和不信任感而感到震惊。在我们的国家里，他主要是与法国人，而不是和英国人有麻烦。”

同时，有几位法国的政治人物，因无法忍受多刺的将军，决定去美国。他们中包括了让·莫内（Jea），一位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外交官。在法国战败之前，他一直致力于促进英法间的经济合作。在1940年夏天抵达伦敦后不久，莫内就离开伦敦去了华盛顿，他在那里成了罗斯福总统的主要经济顾问。

甚至连戴高乐最忠实的支持者们也被他的粗鲁和傲慢惹恼了。一名下属回忆说，那些想加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常常“在会见并面试以后，由于他们所受的对待，在走出去的时候都变得心灰意冷了”。一位法国海军军官对在卡尔顿花园所遭受的冷遇感到非常失望，他回到了法国，最终成了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与英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不同，首相在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戴高乐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坚定支持者。为了不让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的手中，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舰队摧毁了在北非米尔兹比克港的法国舰队的大部分。首相对戴高乐在公众面前所作的冷静反应心存感激。7月3日的袭击使1200多名法国水手丧生。虽然戴高乐私下对他同胞的死亡感到震撼和愤慨，但在BBC广播中他告诉法国人，他在反对袭击的同时也理解那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

戴高乐在赤道非洲取得立足点之后不久，丘吉尔就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他的支持。他下令预告现在是让自由法国运动加入战争的时候了。这一举动的灵感源于1940年仲夏，英国驻法属西非首都达喀尔的总领事发来的一份电报。那位总领事认为，如果英国和自由法国运动的联合部队出现在达喀尔，很可能就会促使驻扎在那里的法国军队发动反维希政府的起义。

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是一个诱人的想法。他希望并需要尽可能快地发动一次成功的盟军军事进攻，而这个设想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完成。此外，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了，将确保德国无法将达喀尔强大的堡垒和重要的海军基地纳入其控制之下。达喀尔是距离美洲最近的一个非洲港口城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认为，达喀尔就像是“指向大西洋的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完全有可能成为德国部队的屯兵之地，德国人可以从那里把军队运送到巴西东海岸，然后向北直达巴拿马运河。

按照丘吉尔所设想的这一行动，皇家海军将运送英国和自由法国运动的军队到达喀尔，戴高乐将在那里“召唤在西非的法国人加入他的事业”。然而当丘吉尔在1940年8月向戴高乐提出这一想法时，将军的态度最初是很犹豫的，他注意到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达喀尔的法国部队和军官实际上是倾向于支持他的。他最终对丘吉尔坚持不懈的哄骗屈服了，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他的人在那里遇到任何反抗，“他将不会考虑继续行动”。

然而，一旦戴高乐同意了这次行动，他在规划行动计划时就没有任何话语权了。按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在那个行动的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像五个月前“挪威行动中出现的最糟糕的混乱”。英国人几乎没有关于达喀尔及其沿海防御力量或在那里的维希政府军队实力的任何情报。远征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与分配给他们的部队合作的经验，而那些部队也没有经过登陆作战的训练。丘吉尔设想的大型舰队也被缩减到两艘旧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几艘驱逐舰和运输舰。

远征部队成功的机会几乎从一开始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在8月31日，部队从利物浦出发几天之后，五艘维希政府的战舰从法国南部的土伦港驶向了达喀尔，在直布罗陀的英国舰队没有发现它们，因此也就没有能够阻止它们。当丘吉尔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知道了这个最新的情况时，他们曾想立即取消这次行动，但戴高乐和正在接近目标的远征军的英国指挥官强烈反对。最后，战争办公室在犹豫之中许可了他们继续前进。

当远征军船队于9月23日接近达喀尔时，戴高乐通过电台广播向当地的法国军队和居民发出了呼吁，希望他们发动反对维希政府的起义并加入自由法国运动。作为对广播的回应，达喀尔炮台的岸炮和港口里的军舰向英法联合舰队开炮，严重损毁了两艘巡洋舰。不到48小时，形势便已很明确，在达喀尔的法国人无意改变站队，戴高乐和英国海军司令撤销了这一行动。

从开始到结束，企图夺取达喀尔的远征被证明又是一次军事失败。那次行动被维希政府和德国的宣传机器所嘲笑，并受到了英国媒体的抨击。《每日镜报》表示，这标志着“我们已经堕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然而，尽管英国官员几乎完全应该为失败而负责，谴责的目标却指向了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在执行任务之前他们肆意造成的安全漏洞。事实上，法国和英国的安全漏洞与在达喀尔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维希政府的官员在英法联合舰队接近港口之前并不知道那次行动。然而，这对白厅和其他地方的许多戴高乐的批评者们来说，这并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丘吉尔支持戴高乐的态度仍然坚定不移。面对几位英国议员提出停止与自由法国运动联系的要求，他向下议院宣布，他的政府“不会抛弃戴高乐将军的事业，直到它成为——它必将成为更加壮大的法国解放事业为止”。而戴高乐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英国人有任何责备。由于他的克制和丘吉尔的大力支持，舆论界的谴责浪潮慢慢消退了，怒吼声最终消失了。

尽管如此，戴高乐和丘吉尔的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造成了长期的破坏性后果。戴高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和他的运动都迫切需要一次成功以向批评者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这个公众高度关注的军事失败事件只是增加了反对派人士的疑虑，但对于自傲且脸皮很薄的将军来说，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个人羞辱，他周围的一些人甚至担心他可能会试图自杀。他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说：“在达喀尔军事行动失败之后，他再也没有彻底高兴过。”

事实上，英国和维希政府之间的秘密商谈在法国被占领之后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美国报纸记者海伦·柯克帕特里克（HelenKirkpatrick）在1940年末曾报道过的一个事实。谈判得到了丘吉尔的批准，虽然丘吉尔在尽一切努力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但他也不愿放弃说服维希政府背弃对德国的顺从，将其军队和国家转向盟军的希望。

当然，当戴高乐知道了那个“商谈”时感到非常不满。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试图把自己和自由法国运动建成一个政治和军事实体的努力已经失败了，至少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他警告丘吉尔及其政府说，商谈一定不会成功，而最终的结果也确实是如此。

丘吉尔与戴高乐的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注意到“不断反复出现的回绝和失望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压力”使将军暴躁的脾气更加恶化，对英国人的怀疑更为深重了。另一位观察者说道：“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活着被剥了皮的人。”

戴高乐冲着斯皮尔斯大声说道：“我认为我应该永远不和英国人站在一起。你们都是一样的东西，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对别人的要求熟视无睹……你认为我对英国赢得这场战争有兴趣吗？我没有。我只对法国的胜利感兴趣。”当颇感震惊的斯皮尔斯回答说“胜利都是一样的”时，戴高乐大声喊道：“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1940年底时，戴高乐与丘吉尔的密切关系开始出现了摩擦，并在1941年的困难时期加速恶化。英国首相非常理解戴高乐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他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身处流亡境地，依赖于我们的保护，但他对英国人的不礼貌是在向法国人证明他不是英国的傀儡。”然而，丘吉尔对戴高乐的个性的理解并没有使他进一步忍受法国人不断升级的暴怒。

他的耐心终于在1941年夏天到头了，当时戴高乐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在对英国的抱怨中包含了对丘吉尔的个人抨击。戴高乐对丘吉尔为他和他的事业所做的一切毫无感恩之心深深地伤害了丘吉尔，首相的愤怒爆发了。他在给安东尼·伊登的信中写道：“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命令他的内阁成员切断与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所有联系，禁止他们在BBC上广播。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的态度太烂了，他在私下和公开的讲话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首相对他极其厌恶！”

随着英国和戴高乐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其他的流亡政府也开始对此日益关注。自从来到英国之后，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在各自不同并独特的利益驱使下，一直相互争夺着东道国的青睐。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内部更加紧密团结所带来的优势。由于他们国家在战前的无力或秉承中立而遭受的失败，在伦敦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官员开始探讨通过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从而为他们这些小国获得更大的安全和实力的可能性。威廉明娜女王回忆说：“各国政府和国家元首之间开始有了一种要真正团结起来的感觉。”

在1941年，由于两个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加入了反法西斯联盟，欧洲人就更需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随着这两个巨人加入战争，英国和被占领的欧洲各国之间早期的亲密关系让位给了强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