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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团结中的纷争 流亡给欧洲七国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第2页）

破坏者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贴着悬崖溜向谷底，走过谷底后从另一边再爬上去。避开了工厂里众多的德国警卫，他们放倒了两名挪威守卫，并滑到了墙里面，在重水的水箱周围放置了定时炸弹和引信。当炸弹爆炸时，挪威人已经消失了。他们通过同一条路径撤回，没有一个人被德国人抓住。

虽然爆炸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损失了大约500公斤重水，但德国人在几个月内就恢复了生产。最终由盟军的空袭和另一次较小的特别行动处组织的破坏行动才完全结束了德国人的重水生产。事实证明，第三帝国从未花过大力气来制造核弹，这个事实是盟军在战后才发现的。当然，反复破坏不让德国人获得重水也有效地阻止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袭击诺尔斯克水电化学工厂的成功增强了挪威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也使哈康国王在英国人民中更受欢迎。挪威君王的影响力也由于与乔治六世国王的密切关系而得以增强。乔治六世曾经告诉他的女儿——未来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他叔叔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勇气和决心，让他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得到了支撑，令他振作”。作为团结本国人民的精神支点，哈康也被证明是生活在德国统治下的挪威人和他们在伦敦的同胞之间的重要桥梁。

与每个被占领的国家一样，在战败之后离开挪威的人和没有得到这种选择机会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心理鸿沟。自1940年以来，许多留在国内的挪威人公开批评眼下在伦敦的政府官员，认为是国家防务的低劣导致了德国的胜利。

曾经有一个时候，相当大的压力压到了哈康身上，指责他把政府推到一边，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他强烈地驳斥了这一想法，正如他摒弃了挪威合作主义者们早先提出的放弃他的王位的建议一样。他指出：这两个建议都是公然违反挪威宪法的。哈康声明他支持现任的政府，并宣称：“我们在同一条船上，相互信任对于为挪威的自由而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在1942年8月，当哈康年届70岁高龄时，他在挪威的臣民与伦敦的同胞们一起，为已经成为他们国家最重要的团结的象征——哈康国王举行了大量的庆祝活动。在挪威各地的城市中，成千上万手持鲜花并戴着“H7”（哈康七世）徽章的民众都出来游行以荣耀他们的国王；在伦敦，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5000多名挪威人，游行走过哈康和他的儿子面前，他们都参加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一个巨大的生日派对。这是在战争期间举行的最大的一次挪威人的聚会。

像哈康国王一样，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也成了她的国家战争事务中的主要角色。她受到了英国官员和英国公众的高度尊重，她也是连接流亡政府成员和仍在荷兰的同胞之间的桥梁。但与哈康不同的是，好斗的威廉明娜并不是试图缓解并超脱流亡政治以寻求和平的人。恰恰相反，她推开一切阻挡，直接跳进了斗争的旋涡。

威廉明娜与其政府部长们的斗争几乎从1940年5月大家都抵达伦敦时就开始了，包括首相迪尔克·扬·德·海尔（DirkJandeGeer）在内的好几位内阁成员根本就不想来英国首都。作为一个热切的和平主义者，德·海尔认为德国将赢得战争，他最初希望荷兰政府能够接近希特勒以寻求妥协下的和平。在寻求妥协失败之后，他担心伦敦将遭受德国人的入侵或被炸弹摧毁，他认为应该把政府搬出伦敦，迁往7000多英里之外的荷属东印度群岛。

只有几个部长反对离开英国，女王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对她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的失败主义情绪感到震惊和愤怒，威廉明娜决心在伦敦战斗。如果德国入侵英国，她计划跨越大西洋，与她的女儿——加拿大王妃朱利安娜会合。如果那样做不可能的话，她下令让她的私人秘书在德国人抓到她之前先开枪打死她。她告诉德·海尔：她不会去东印度群岛，因为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这么漫长的艰苦旅程。她还做了一个大胆且前所未有的举动，她告诉荷兰首相，她已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他立即递上了辞呈，她也立即接受了辞呈。

这样的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绝对不可能在荷兰国内实施。她在那里没有真正的权威，国家由内阁和议会统治着。但是在伦敦没有议会的牵制，内阁现在不得不考虑接受她的意见，任何想要采取的行动都需要得到她的批准。她如果不签名，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机构可以超越她的权威取而代之。

对于威廉明娜来说，流亡即意味着权力，她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德·海尔辞去首相职务后，认为他将被指派担任财政部部长。然而，女王并没满足他的要求。她任命了内阁中唯一分享她对纳粹的深仇大恨，并决心与纳粹斗争到底的成员担任首相——他就是司法部长彼得·格布兰迪。格布兰迪曾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法律，最近才进入了政治圈子。

从外表来看，格布兰迪毫无出众之处——身高只有4。8英尺，长着一脸胡子，就像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像一只海象的胡须一样，从圆形的小脸上不协调地长了出来。”他的英语也很糟糕。在与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会面时，他伸出手说：“再见。”丘吉尔感到很有趣，他开始喜欢起这个被称之为“樱桃白兰地”的男人。他回答说：“先生，我希望所有的政治会议都能这样简短并且开门见山。”就像威廉明娜所了解的而丘吉尔也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格布兰迪并不有趣，而是毫不畏惧并勇往直前。他认为必须将最大的力量投入战争，他以他的国家的所有资源坚定地支持这场战争，其中包括了荷兰的商船队和富庶的东印度群岛。

威廉明娜在帮助荷兰坚持进行反抗德国的战斗之后，她也开始力求改变自己的生活。由于搬到了伦敦，她所讨厌的“笼子”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她已经不再与现实世界隔绝了。在英国首都，她获得了她一直渴望的机会——“真正地与老百姓见面，他们也不需要像参观宫殿一样正规着装”。

虽然她在伦敦的社交和官方生活很繁忙，但女王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她留在荷兰的子民上。她坚持要求会见每一个逃到英国的荷兰公民，经常邀请他们到她在切斯特广场的小房子里一起喝茶。那些被称为逃生者的人们告诉威廉明娜，她那充满激昂斗志的BBC广播节目对她的同胞有多么重要，她现在已经成为荷兰希望和自由的首要象征！

一位荷兰作家说：“对于女王来说，只有一种人是好的荷兰人，即‘英国旅行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英国为争取自由而战斗。”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也许是最著名但也是最叛逆的“英国旅行者”。他指出：“她对来自鹿特丹的最底层的水手比流亡政府中最高层的官员更加关注。”

罗尔泽马在1941年6月从荷兰出逃后不久就见到了威廉明娜。高大、金发、英俊的前法律系学生对荷兰社会的僵硬结构以及他的大多数同胞保守的生活方式都是叛逆的。在战争开始之前，他曾搭乘招手便车或铁路货车完成了跨越美国的旅行，随后根据他的经历写了一本畅销书。

当他和另外一名出逃者彼得·塔泽拉（PeterTazelaar）抵达伦敦后，就在流亡的荷兰政府的不同部门寻找加入抵抗行动的机会，但却四处碰壁。按照罗尔泽马的说法，他们很快“就在官僚机构的‘粥’里窒息了。可能是我这个人，也可能是我肮脏的衣服、我提出的问题或我据理力争的态度，我让大家看上去都很紧张……如果我用了‘职业’或‘秘密联系’这样的词语，他们害怕得好像我有麻风病后期的症状一样。”当荷兰战争部长告诉罗尔泽马他因为太忙而无法跟他谈话时，沮丧的年轻出逃者把他的拳头砸到了官员的桌子上，打翻了他的茶杯。罗尔泽马回忆说：“他感到非常惊讶，匆忙地终止了会见，打电话叫来了宪兵，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然而他和塔泽拉与女王的见面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我们不再是内心失衡的冒险家，而是突然被视为特殊的人……在最近几个星期被在伦敦的同胞们羞辱之后，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接受别人的尊重，更别提赞扬了。”

威廉明娜被两个年轻人的大胆和冲动所迷住了，他们竟胆敢和荷兰官员对着干。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反抗并打败纳粹的决心。带着女王的祝福，荷兰政府的情报总监将他们安置在切斯特广场女王住宅后面的一间简易房里，并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在荷兰抵抗运动与英国、荷兰的情报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和几名同事多次运送无线电设备、特工和轻武器到荷兰。塔泽拉在一次上岸与地下组织联系时表现出了特别的大胆。

1941年11月的一个早晨，一艘渔船在海牙附近的一个海滩悄悄地抛下了锚链。塔泽拉下水游到了岸边，上岸后脱掉了他的防水服，露出了里面穿戴整齐的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轩尼诗XO干邑，晃了几下，洒了几滴在他雅致的晚礼服上。这样做了以后，他才与一群德国军官一起懒懒散散地漫步走过一个豪华的海滨酒店，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就好像是又一位帅气的年轻荷兰人经过了一整夜的派对之后正在回家的路上（塔泽拉的大胆行动启发了詹姆斯·邦德电影《金手指》的开场，邦德在他的礼服外面套上了防水服游到了岸边。——作者注）。

实际情况是塔泽拉和罗尔泽马在见到他们的女王时比见到德国人更为紧张。罗尔泽马记得，当他第一次见到威廉明娜时紧张得有些张口结舌。在他的一生中，荷兰那位高高在上的傲慢的君主一直是“我之所以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像她一直为其他荷兰公民所尊崇一样。他说，她也是一个人那样的念头，从来也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就女王方面而言，她最初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她想伸出手去，但又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合适。威廉明娜后来说，从她小的时候就害怕，“如果我对别人表现出了太多的善意，人们是否会取笑我？”她一直有这样的感觉，这使得她对别人会显示出保留的态度。但是在伦敦，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点，特别是在与像罗尔泽马那样年轻的“英国旅行者”相处时。

过了几个月，罗尔泽马和女王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他们就荷兰的战争现状进行了几次讨论。罗尔泽马注意到，“我产生了一个印象，她喜欢我们那种非正式的民主化的关系，喜欢尝试普通人交谈的方式”。在一次谈话中，她拿出一盒英国香烟，问他是否想抽烟。罗尔泽马大吃一惊。他后来说道：“荷兰人都知道女王是极力反对吸烟的，甚至不允许在她住的地方有香烟。”但她继续向着他递出烟盒，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拿起了一根香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意识到她的举动所包含的意义：“那都是过去了，她已经和过去告别了。她现在知道如何像普通人一样行事了，她再不会将个人的喜好强加到别人身上了。”

当威廉明娜和哈康在英国伦敦的流亡生活中慢慢站稳了脚跟时，同样在英国首都居住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德华·贝内什，却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至少在战争的前两年里是这样的。作为签订慕尼黑协议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内什在签署协议五天后就在德国的压力下辞职了。他先到了英国，然后去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学。当1939年夏天战争即将爆发时，他又返回伦敦，争辩说德国在几个月前已经占领了捷克全境，他应该被恢复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领导人（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德国人把它分成了两部分。西部23的地区被作为第三帝国的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与被德国直接占领的其他保护国不同，斯洛伐克地区被允许分治，成为纳粹的卫星国家。它的政府由斯洛伐克人组成，但只是充当德国人的傀儡。——作者注）。他辩称，尽管接替他管制的捷克政府最初是合法的，但因为现在已成为德国统治的傀儡，已没有任何合法性了。

贝内什和包括捷克前总理扬·马萨里克在内的一些同事要求英国政府承认他们是捷克合法的流亡政府。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下属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他们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告诉贝内什他们不会给予他政治庇护，除非他承诺不在英国进行任何政治活动。

然后，英国政府尽可能地不再提及他曾经背叛过的那个国家以及居住在伦敦郊区的一座红砖小房子里，被隔离在公众视线之外、已被人遗忘的贝内什。前英国外交官兼新闻记者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BruceLockhart）曾是贝内什和白厅之间的非官方联络人，他说道：“在慕尼黑的那些人不得不找出一只替罪羊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顶罪，贝内什博士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洛克哈特补充说，英国政府的反应是“人们对他们曾冤屈过的人不满意而表现出来的一幕悲剧”。英国在慕尼黑会议时要求贝内什不进行抗争，而现在英国官员则指责他对希特勒让步太多。

对像贝内什这样的老牌政治家来说，这种冷漠的态度既是一种打击，也是对个人的一种侮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和托马斯·马萨里克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创建中发挥作用，说服了胜利的盟军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独立。然后，他又帮助让它改造成为东欧最工业化和最民主化，同时也是最繁荣的一个国家。

这位曾经住在布拉格一座华丽的15世纪宫殿里的人现在局限于伦敦郊外普特尼的一座狭窄的平房里。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罕见地被邀请参加官方外交晚宴或其他聚会时，他们总是被安排坐在最不重要的席位上，排在等待接见的宾客队伍的最后面。每个星期天晚上，当英国广播公司播放所有在伦敦设有政府机构的盟国国歌时，捷克的国歌总是不在其列。

当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5月接替张伯伦时，贝内什和在伦敦的捷克人都很高兴，作为对慕尼黑协议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新首相将会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丘吉尔承认了贝内什及其部长们是临时流亡政府，但他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因而使他们无法享有与其他欧洲流亡政府平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