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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搜集纳粹的情报 破解恩尼格玛和欧洲抵抗者的其他情报活动在进行中（第3页）

除了在波兰、奥地利和德国的间谍活动外，波兰情报组织还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瑞士、意大利、比利时、巴尔干地区和北非地区开展了特工活动。其中最成功的特工是哈利娜·希曼斯卡（HalinaSzymańska），她的丈夫曾是战前波兰驻柏林大使馆的武官。在柏林期间，谢曼斯佳夫妇与阿勃维尔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aris）将军成了朋友。卡纳里斯是“二战”中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对希特勒的不满日益

增长，他在玩一场双面人的游戏。他一方面领导他的反间谍特工无情地追踪盟军的间谍和破坏者；另一方面又鼓励阿勃维尔组织里的其他人向军情六处传递情报。在波兰战败之后，卡纳里斯安排希曼斯卡夫妇逃到了瑞士，并让希曼斯卡与阿勃维尔在瑞士的负责人汉斯·贝尔德·吉塞维斯（HansBerndGisevius）建立了联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希曼斯卡作为吉塞维斯、波兰情报机构和军情六处的通讯渠道，传递了有关纳粹高层决策的大量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计划在1941年入侵苏联的情报。

波兰人在法国也组织并经营着几个重要的间谍网。当1940年6月盟军从法国撤离之后，几位留在未被德国人占领地区的波兰军官撒下了法国间谍网的种子。他们的第一个间谍网称为“F-1”，为残留的波兰和其他盟军部队建立了一条从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到英国的逃生路线。但“F-1”的主要努力是搜集有关德国飞机、武器和部队运行的情报。“F-1”的组织者招募了几十个特工，其中许多来自分散在法国各地的波兰移民大型社区。这些移民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产业工人，他们能够提供关于生产军备工厂的产量、工厂的位置以及盟军感兴趣的其他项目的详细报告。

到1941年初，原来的波兰间谍网分成了几个新的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被占领的巴黎市中心租用的房间里运作的那些人。这个间谍网是由一位冲动并带有冒险精神，名叫罗曼·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RomanGarby-iawski）的原波兰空军军官组织并指挥运行的。切尔尼亚夫斯基是“F-1”的发起组织者之一，战前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1939年末，波兰军事情报部门招募了会讲法语的切尔尼亚夫斯基。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是一个“为当间谍而活着并思考的人”。

切尔尼亚夫斯基在巴黎的目标就是想为伦敦提供在被占领的法国的德国军队和设施的详尽情报。他把自己的间谍网命名为“盟军”，并宣称：“老板将是一个波兰人，特工大多是法国人，所有的人都将为盟军工作。”数以百计的全职和兼职的特工为他搜集情报，其中包括铁路工人、渔民、警察和家庭主妇。

特工的情报被送到位于巴黎各处的各种“接口”——这可以是标志性的巴雷特餐厅卫生间的一位服务员，贝立兹语言学校的一位老师，以及某个公寓大楼的一位门卫，或其他各种行业的人。然后，他们会将各种情报送到切尔尼亚夫斯基那里。在对情报进行了整理并打字之后（有些报告长达400多页，还包含了地图和图表），他将报告交给一名波兰信使。信使将登上一列开往法国南部未被占领区的波尔多的火车，并将报告藏在一等车厢洗手间的隐秘处。当火车抵达波尔多后，另一位波兰特工会将报告取走，随后转交伦敦。切尔尼亚夫斯基最终要来了几台无线电台，从而能够直接与伦敦通讯。他们向伦敦提供的情报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伦敦方面感到难以跟上他们的节奏。

与此同时，斯图尔特·孟席斯和军情六处很高兴地将从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间谍那里所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当作了他们的功绩。然而所有这些情报，尽管具有极高的价值，但都无法与破译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所取得的情报价值相比。就在不列颠之战开始之前，位于布莱切利公园国家密码破译中心的英国密码学家们就成功地破解了德国人认为像无解谜团一样复杂的恩尼格玛密码。从破译恩尼格玛密码中所获得的信息被称为“超级”，这些信息对于赢得大西洋战役、北非战役、诺曼底战役以及盟军的整体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

温斯顿·丘吉尔曾告诉乔治六世：“我们之所以赢了这场战争得归功于‘超级’。”实际上，根据著名的情报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Andrew）的看法，丘吉尔夸大了这一点。安德鲁认为：“情报并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苏联红军和美国的参战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盟军情报工作的成功无疑缩短了它的进程，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丘吉尔在内，知道英国对恩尼格玛密码破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法国人，而功居首位的是波兰人。参与“超级”密码的专家之一戈登·韦尔奇曼（GordonWel）写道：“如果我们没有波兰人的帮助，‘超级’将永远无法起飞。在很短的时间里，波兰人帮助我们了解了恩尼格玛编码机和使用编码机的操作程序这两方面的细节。”

这个属于最高机密的盟军合作项目始于1939年7月，当时英国和法国的首席密码破译者被波兰的军事情报部门邀请到华沙附近森林里一个伪装严密的地下混凝土掩体中开会。进入这个新建的无线电发射站和密码破译中心之后，波兰人就向他们展示了一台看上去像打字机的小型黑色设备，其键盘可以带动旋转几个直径为三英寸的转盘——这是德国人极为复杂的恩尼格玛编码机的精确复制品。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波兰人已经破译了德国人大量的军事和政治通信信息六年多了，而德国人估计人工破译那些通信要耗费九亿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诺克斯早期接受的解密古埃及纸莎草碎片的训练，帮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解了德国海军总司令所使用的密码，从而使他成了无可比拟的密码破解专家。在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资金不足的英国密码破解机构——“政府密码学校”（GC＆CS）中工作的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研究德国最新的恩尼格玛密码系统，但他们试图破译它的努力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无法相信波兰人居然超越了他们，先破译了恩尼格玛密码。

根据负责GC＆CS工作并且也参加了波兰会议的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AlastairDenniston）的回忆，当诺克斯和其他英国和法国的与会者被通报了波兰人的成功之后，诺克斯坐在那里像“石头一样沉默。只是当我们回到汽车里并开车离开时，他突然说起话来，好像旁边没有人能听懂英语似的愤怒地咆哮道：‘他们在向我们说谎，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他不断地重复着，‘他们从来没有做成、他们在几年前造假做了这台机器……他们必定是买了一台或造假做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脾气暴躁的诺克斯显然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波兰自从重新获得独立以来，一直把情报收集和密码破解作为当务之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位英国密码破解的带头人承认，他和他的一些密码破解同事“非常缓慢地承认波兰人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可以教我们”。

不过，迪利·诺克斯并不属于其中之一。在发过脾气之后的第二天，他平静了下来，见了第一个破解了恩尼格玛的数学家，33岁的马里安·雷耶夫斯基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两位同事。三名年轻的波兰人向诺克斯介绍了恩尼格玛编码机的复杂性和他们为破解密码所使用的称为机械组合理论的新技术。用雷耶夫斯基的话来说，诺克斯“对一切都很快就掌握了，快得几乎像闪电一样”。

丹尼斯顿回忆说，诺克斯很快就显示了他的才智并赢得了波兰人的尊重和钦佩。尽管酒精在波兰的密码中心是被禁止的，但还是找到了几瓶啤酒，每个人都为庆祝波兰人的成就喝了啤酒。那天，当他离开中心的时候，诺克斯用波兰语喊道：“我们将一起前行。”在返回英国以后，诺克斯用波兰语向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发了一封感谢信：“我真诚地感谢你们的合作和耐心。”随信附带了三条丝绸围巾，围巾上的图案是一匹赢了德比马赛的奔马——诺克斯婉转地承认波兰人在破解恩尼格玛的比赛中得了第一。

然而，这个功绩并不完全属于波兰人。如果不是一个矮小、厚实，名叫古斯塔夫·贝特朗德（GustaveBertrand）的法国军事情报官员的努力，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解开恩尼格玛的复杂谜团。1933年，法国无线电情报部门负责人贝特朗德向波兰同行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并附加了一个提议。他告诉他们，他向德国军事密码部门的一名官员支付了大笔金钱，换取了与恩尼格玛有关的最高机密文件，包括操作机器的说明和四张构造图纸。

贝特朗德的法国上司对这些文件没有兴趣，声称即使有了这些文件，还是不能破解恩尼格玛。他又与军情六处接触，他们也驳斥回了这个念头。然而，当他联系波兰人时，他们接受了这些材料。按贝特朗德的说法，波兰人好像是“在沙漠中遇上了甘露”。

这些文件交给了波兰密码局招募的三位20多岁的新手。在这三人中表现杰出的人物是雷耶夫斯基，一位28岁的数学天才，刚刚在国际数学家的圣殿——德国哥廷根大学完成了一年研究生学业后回到波兰。

凭借这些文件，雷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制造了自己的恩尼格玛机器，以及他们称之为“蓬吧”的机电设备，让他们能高速扫描恩尼格玛密码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

到了1938年初，波兰人能够解密大约34截获的恩尼格玛密码。然而，德国人开始为恩尼格玛编码机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引入了两个新的转子，并对其编码方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由于缺乏资金和其他资源，并意识到战争正在逼近，波兰人决定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分享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久之后，诺克斯等人就造访了华沙郊外的森林，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几天，波兰人向英国和法国发送了恩尼格玛的副本，以及如何使用恩尼格玛的详细资料。

诺克斯和他的团队马上就在他所说的“波兰宝库”中工作起来。在此之前，“政府密码学校”已经为密码破解工作招收了各个学科的专家。但像波兰一样，它开始更关注包括戈登·韦尔奇曼和艾伦·图灵在内的数学家了。经过对恩尼格玛编码机的设计和细节深入研究之后，容易害羞的图灵根据他所学到的东西造出了一台功能更强，更为精确的解码机器。他把那台机器称为“蓬比”。

由于布莱切利公园是由军情六处监管的，斯图尔特·孟席斯有幸每天向丘吉尔展示一个旧的浅色皮盒子，盒子里装着从破解的恩尼格玛密码中收集到的最新的无价的信息——丘吉尔掌握着打开盒子的唯一的一把钥匙。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那是他们当天的一个兴奋点。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指出：“正如孟席斯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只要他在早餐时间给首相带去了一些有意思的情报，他就不用担心会遭受批评或被削减预算。”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曾这样评价过孟席斯：“如果没有布莱切利公园，他不可能在那个职位上待上一年。如果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早期促成了‘超级’起飞的年轻的波兰密码学家们就不会来到布莱切利公园与诺克斯、图灵等人一起工作，产生丘吉尔所说的‘金蛋’情报了。”

在波兰战败之后，马里安·雷耶夫斯基与两名同事逃到了罗马尼亚，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则留在了华沙。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三名波兰人与英国大使馆联系，但被告知眼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忙，没有人能来处理他们的事情。数学家们随后去了法国大使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在一两天内就提供了他们前往法国的旅行证件。

当迪利·诺克斯和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得知波兰人的出逃以后，他们就要求法国人将他们送到布莱切利公园来。丹尼斯顿告诉法国人：“这些人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缩短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任务。”然而，他的要求被古斯塔夫·贝特朗德拒绝了，他回答说波兰人提出建议，邀请英国密码学家们到巴黎去一起工作。贝特朗德虽然激烈地反对德国人，但他也不太喜欢英国人。他对英国人“从相互信任长达八年的法国与波兰的友谊中无偿获利”感到特别愤慨。尽管波兰人更愿意到布莱切利公园去工作，但贝特朗德决定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国家。

在法国投降之前，波兰的密码学家们与贝特朗德及他的密码破解小组合作，在位于巴黎东北约25英里的一座漂亮城堡里的法国军方无线电情报和解密中心工作着。尽管贝特朗德对英国人很冷淡，但他的密码破解小组与布莱切利公园合作密切，每天都会交换解密的成果以及其他的信息或想法。当德国人进入巴黎时，贝特朗德没有将他的密码破解小组撤退到法国以外的某个安全的地方，而是采取了一个大胆、惊人并且危险的举动，把小组撤退到了法国南部，在普罗旺斯乡村的一个僻静的城堡里再次建立了他们的工作室。那里成了一个地下的活动中心。贝当和他与德国人合作的政府高层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在炎热、闷湿的1940年夏天，密码专家们很少离开城堡，一楼的窗户被装上封栏并一直关闭着，这使得工作环境令人更加难以忍受。作为进一步的防范措施，有三辆汽车昼夜待命，如果德国人或维希警察突然来检查，他们就会将小组成员和设备迅速转移。然而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法国和波兰的密码破译者们从未失去与布莱切利公园的联系，他们源源不断地为英国人提供第三帝国在法国和其他占领地区的空军、陆军和海军的运行状况、位置以及装备的情报。

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一直担心德国人会发现他们的恩尼格玛密码被破解了。尽管有大量迹象表明英国人在事前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许多军事计划，但第三帝国的官员们拒绝承认他们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机器可能已经被破解了的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全能”的军情六处的特工以某种方式获取了德国有关计划和战术的信息，并将它们交给了丘吉尔和他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