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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搜集纳粹的情报 破解恩尼格玛和欧洲抵抗者的其他情报活动在进行中（第2页）

在1939年11月某个阴沉的一天，一辆汽车开到了与德国默兹河隔河而对的荷兰小镇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馆。两名留着修剪整齐的灰色胡髭，带着单片眼镜和小圆帽的中年英国人走出了汽车。他们是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芬洛来执行一项最高密级的秘密任务。如果他们能成功，那可能会导致推翻希特勒并结束已持续了两个月的战争。

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毗邻纳粹德国的中立国荷兰就成了欧洲主要的间谍中心之一，它不情愿地接待了来自全球各地难以计数的情报人员。与大多数外国同行一样，两名留着胡髭的军情六处官员——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和理查德·史蒂文斯（RichardStevens）也待在海牙。英国情报部门使用海牙作为其非官方的欧洲总部所在地。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军情六处在对基站主任的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愚蠢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36年，以使馆护照管理官员身份为掩护的基站主任H。E。达尔顿（H。E。Dalton）自杀了，他被发现贪污了犹太难民为获取英国签证而支付的额外费用。后来又发现，为达尔顿的继任者工作的两名荷兰特工已被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招募为双重特务。

意识到在欧洲的最重要的基站已被德国人渗透，军情六处没有选择采取通常使用的合理步骤，关闭基站并重新开张。相反，它在整个欧洲创建了第二个非官方的情报组织，它将与原有的组织一起存在，但与之没有任何联系。这个代号为“Z”的组织由克劳德·丹西负责，他选择了各种职业的非专业间谍来充当他的特工：那里面有商人、企业家、记者、政客和其他一些在欧洲生活或经常出访欧洲的英国人。

丹西为海牙选择的基站负责人是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荷兰制药和化学公司的老板，他传递给丹西的几乎都是些毫无价值的情报。与此同时，他申报了很大一笔经费作为他声称的由他指挥的13名特工的开支，后来发现其中九人完全是虚构的。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贝斯特接到伦敦的命令，与新任命的军情六处海牙基站主任理查德·史蒂文斯联合，这就让先前建立的替代情报组织的计划完全作废了。新上任的史蒂文斯早先曾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服役，与贝斯特一样，他在新的岗位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史蒂文斯后来承认，在去海牙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间谍的工作，更不用说当一个间谍头儿了。我完全没有经验，根本不是干那种工作的人”。当他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军情六处的高层时，他们向他保证，海牙的岗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工作——这完全是一个误导。几个月后，史蒂文斯会发现他和贝斯特被卷入了一个还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的境地。

在1939年10月，德国入侵波兰的一个月后，内维尔·张伯伦在私底下放出消息：如果希特勒被推翻，英国政府将考虑与德国和平共处。与此同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也得到了这样的情报：一个第三帝国持不同政见的派别正在谋划摆脱希特勒，并与英国开展和平谈判。在与来自这个反叛集团的几名代表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议之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在张伯伦和外交部的批准支持下，同意于11月9日在芬洛的百可斯咖啡馆举行会谈，与领导反叛运动的德国将军见面。

然而，当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入咖啡馆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德国将军并不在那里，等着与他们会面的官员实际上是党卫军情报人员，其中一个是瓦尔特·谢伦伯格（WalterSberg），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副手；另一个是长期的英国间谍小说的“瘾君子”和军情六处的粉丝。在打死了陪同英国特工的一名年轻的荷兰军事情报人员后，谢伦伯格和他的同伙就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捆绑起来扔进汽车，飞快地驶过边界进入了德国。

情报官员被绑架是军情六处历史上最丢脸的事件之一，而他们在被绑架后的行为使灾难变得更加严重。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完全罔顾了伦敦的指令——特工只能承认其作为掩护的工作的名称和地址。他们在身体没有受到折磨的情况下，即与德国人完全合作。史蒂文斯被绑架时身上带着一份完整的在荷兰的英国特工名单，他还向德国人交待了军情六处在西欧和中欧所有基站站长的名单，以及他们下属的外国特工的身份。此外，他和贝斯特还提供了有关军情六处在伦敦的层次结构的大量信息，包括部门主管的姓名以及他们在百老汇总部内的办事处的具体位置。

由于芬洛的灾难，军情六处在西欧的间谍网在1940年德国发起伦敦大轰炸时已成为一堆废墟。尽管遭受了如此重大的失败，孟席斯和丹西仍然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伦敦的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和他们的情报机构。

作为向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波兰、比利时、荷兰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的特工组织提供财务、通信和运输支持的交换，军情六处获得了对那些组织大部分特工活动的控制权。而那些外国特工几乎提供了英国在战时所获取的在被占领欧洲的德国人活动的所有情报。

虽然孟席斯并不是谍报天才，但在白厅经常发生的残酷的内斗中保护并提升自己和军情六处的地位方面却是非常出色的。他在官场内斗中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从不向任何人透露军情六处的情报来源，甚至不向丘吉尔透露。通过这样的运作，他和丹西就可以将报到他们那儿的任何成功的情报活动都收入到自己的囊中。

事实上，正在与军情六处配合的欧洲流亡政府的情报机构取得了很多次成功。然而，在军情六处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美国新成立的间谍和破坏组织——战略情报局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大卫·布鲁斯是一个例外。于1942年抵达伦敦的布鲁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军情六处的情报能力“相当糟糕。他们发送给我们的大多数报告只是重复了我们从欧洲秘密情报组织收到的情报内容”。

首先抵达伦敦的外国情报组织来自捷克。就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捷克享有盛誉的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弗朗齐谢克·莫拉维克（FrantiekMoravec）就和他的十名高级官员携带数十箱文件逃到了英国。莫拉维克的到来是一个意外的特别礼物，因为他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盟军情报来源之一的报告。那是一个不满纳粹的德国阿勃维尔官员——保罗·图默尔（PaulThümmel），代号为A54。作为阿勃维尔布拉格基站的站长，图默尔向捷克人提供情报，因而也间接地向英国人提供了非常准确的关于德国军事计划的情报长达两年之久。由于图默尔提供的情报，军情六处了解到德国计划在1940年通过阿登入侵法国，并在1941年春季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而英国和法国在获得德军将在阿登入侵的情报之后无所作为。这证明了尽管情报可能很好，但除非采取与之对应的行动，否则那些情报就没有多大用处）。在1940年秋天，图默尔还报告说，希特勒至少暂时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挪威的情报部门也向军情六处转达了从挪威数百名海岸观察员那里收集来的报告，他们监视着德国潜艇和军舰的出动情况。1941年，一位挪威海岸观察员通知伦敦，他在挪威中部的一个峡湾发现了四艘德国军舰，这些情报导致了德国“俾斯麦号”战舰的沉没和重巡洋舰“普林兹·欧根号”的重创。数百名普通的挪威人报告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机场、军营和部队运动的情报。

不过在战争初期，法国是军情六处情报搜集的焦点。由于被占领的法国最接近英国，这就成了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跳板——德国空军从那儿起飞轰炸英国的城市，德国海军从那儿出动潜艇击沉英国的商船。法国也将成为德国陆军入侵英国的出发地。因此，关于德国军队、军舰、潜艇、船舶和飞机的运行及位置的情报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搜集这些情报，军情六处找到了一个情报来源的“聚宝盆”。“聚宝盆”的来源之一是戴高乐刚刚建立，由安德烈·德瓦弗兰（AndréDewavrin）领导的情报部门。安德烈·德瓦弗兰是一名年轻的军官，法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学院圣-西尔（Saint-Cyr）的前教授，他同意在英国指挥下派遣秘密特工到法国去。第一个被派去的是吉尔伯特·雷诺（GilbertRenault），他是一名法国电影制作人。当法国战败时，他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bus）的电影。他逃到了伦敦，加入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六个星期之后，他秘密地在布列塔尼海岸登陆，开始了一次极为成功的长达两年的间谍活动。

雷诺的第一次任务是收集详细的最新的法国地图并将它送回英国（与在挪威时一样，英国于1940年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中使用的都是他们从旅行社收集到的地图）。完成了收集地图的任务之后，尽管雷诺完全是一个情报新手，却成功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被称为“巴黎圣母院”的间谍网，它最终覆盖了被占领的法国和比利时全境。这个间谍网所提供的情报导致了盟军军事行动的成功。例如1942年，英国突击队对法国西北部港口布吕内瓦尔和圣-纳泽尔的袭击。

当雷诺（代号雷米上校）于1942年6月离开法国时，他带上了由他的一名特工偷来的德国在诺曼底海岸防卫设施的计划副本。这些蓝图后来被证明是英美军事行动计划者们策划“D日计划”的宝贵资源。

虽然雷诺和其他自由法国运动的特工是军情六处的重要资源，但也有一些法国人在为贝当的维希政府工作。战时，在法国与军情六处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中就有战前法国情报部门的人员，其中许多人是为维希政府工作。在法国向德国投降之后不久，法国军队中的一批反德军官组成了一个称为军队抵抗组织（ORA）的地下情报组织。他们接受贝当为法国的国家元首，企图共谋推翻德国对法国的占领。

事实上，法国最重要的盟军间谍网是由上校乔治·卢斯托诺-拉科（GeesLoustaunau-Lacau）组织的，他曾担任过贝当的最高军事助理。当上校被维希警察逮捕时，他的前任秘书——一名弱小、高雅、30来岁、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玛丽-马德琳·霍卡德就成了被称为联盟间谍网的领导人。特工中包括了几百名从法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复员的军人。霍卡德间谍网（由于成员使用动物作为他们的代号而被盖世太保称为“诺亚方舟”）的活动在法国各地都很活跃，总共有3000多名特工。在战争期间，其中的500多人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受拷打，并被枪决。霍卡德自己也曾两次被捕，但两次都逃了出来。有一次，她曾被脱光衣服，被迫赤着身子从盖世太保监狱牢房的铁栏间隔中挤过去。

英国人当然永远不会接受让一个女人来主管一个重要情报网的事实，霍卡德一直隐秘着她的身份。1941年底，她藏身于一个外交邮袋中走私到了中立的西班牙，与她的军情六处联系人会面。她不需要担心会面的结果会怎样。她的联系人被她那“埃及皇后奈费尔提蒂般的美丽与魅力所吸引了”，虽然多疑的克劳德·丹西抱怨说，“让女人管任何事情都违反了他的原则”，但他无法否认霍卡德领导的间谍网所取得的成功。军情六处继续向她的联盟间谍网提供资金、无线电设备和其他装备，英国人的投入收获了巨大的回报。联盟间谍网提供了大量顶级的情报，包括在“D日”前提供的有关德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和德国军队移动的情报。

与法国人一样出色的是波兰人，他们在战争期间提供了英国和盟军获取的大部分情报。英国政府于2005年承认，盟军在战时从欧洲所获得的情报的近50％来自波兰的情报组织。在战争期间曾与波兰情报人员合作过的英国情报官员道格拉斯·多德斯-帕克（DouglasDodds-Parker）说：“波兰人有着欧洲最杰出的特工组织。”事实上，波兰人的表现比那种赞誉更为出色。美国军事情报部副部长在1942年曾说过：“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它对我们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

被三个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并分割了一个多世纪，波兰人长期以来就是秘密活动的大师。多德斯-帕克指出：“经历了几代人的秘密行动之后，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们。”

当1918年波兰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以后，它就把间谍活动和密码破译作为它的当务之急，特别针对的是它的两个主要宿敌德国和苏联。用前波兰情报总监的话来说：“如果你在磨盘的两个转盘之间生活，你就必须学会如何不被碾碎。”波兰领导人在1939年时无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在逃去西方之前，他们确实在波兰留下了精心构造的情报和抵抗组织网络。

从位于时尚的伦敦西区骑士桥附近的一栋大型市内住宅里，波兰情报官员与遍布波兰的特工网络保持着紧密的无线电联系，那些特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包括德国工业生产和德国陆军、海军部署的统计数据。作为回报，英国让波兰人和捷克人保持了高度的自治权。与伦敦的其他流亡情报机构不同，这两个东欧国家被允许在没有军情六处控制的情况下经营自己的培训机构、代码、密码和无线电网络，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提供所有与盟军战争相关的情报。

据波兰历史学家扬·切哈诺夫斯基（Janowski）在战后的估计，有多达16000名的波兰人，其中大部分是抵抗运动中组织严密的波兰救国军的成员，参与了在波兰境内搜集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活动。切哈诺夫斯基说：“在波兰，任何有一点重要性的地方，都在救国军情报人员的监视之下。”事实上，救国军的情报网超出了波兰国境。通过联络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情报网，甚至在科隆、不来梅和柏林的前哨基地，以及被迫在德国工厂做奴工的波兰人，他们获得了关于第三帝国的大量情报。

尽管波兰人在情报搜集方面表现出来的异常才干让德国情报官员头痛不已，但也得到了他们的钦佩。在1939年截获了波兰情报文件两天后，瓦尔特·施伦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情报的数量之大，尤其是关于德国军备生产的情报，是令人十分吃惊的。”他后来说过：“人们必须一直准备好面对波兰人造成的令人不愉快的惊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