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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第1页）

《五月风》卷一·冬蛰

第023章长途

一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号，国庆节。

林启明一大早就去了邮局。

不是寄信——寄信不用跑邮局，校门口的绿色邮筒就行，投进去，每日下午三点邮递员来开筒取信，信便汇入了全国邮政那庞大而缓慢的河流里，漂上四五天才能抵达彼岸。他要去邮局办的是另一件事——打长途电话。

长途电话这个东西，在一九八四年的中国，是一件跟坐飞机差不多奢侈的事。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首先得去邮局排队挂号，挂号费三毛，交了钱拿一个铁皮号码牌，然后在长椅上坐着等；等接线员叫号，等的时间全看运气，快的话半小时，慢的话两三个钟头也不稀奇；接通之后计费，省际长途一块二毛钱一分钟，如果从省城打到北京，那就更贵——一块五一分钟。打上十分钟的电话，等于他半个月的助学金。

一块五一分钟。他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个数字——一块五可以买七斤大米，可以在食堂吃四顿红烧肉，可以买三本平装小说，可以在旧书摊上淘五本过期的《人民文学》。但今天，一块五只能买一分钟——六十秒——两个人隔着上千公里说几句话的时间。

所以长途电话不是用来聊天的——是用来报信的。家里有人生了病、有人结了婚、有人出了事，才舍得花那个钱，说上三五分钟，把要紧的事讲完就挂。没人舍得拿长途电话来说"我想你了"——那句话值一块五，说一遍心疼一遍。

但今天是国庆节。

国庆节是他们约定的通话日——不是每个国庆节都打，是今年国庆节打。约定是半年前在信里定下的，起因是沈梦溪的一句话。她在一封来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国庆节要是方便的话，我想听听你的声音。"就这么一句，没有多说，像一片叶子轻轻落在了纸面上，但那片叶子把他心里的一池水搅得涟漪不断。

他回信说："好。国庆节我打给你。"

然后他开始攒钱——从每月十九块五的助学金里，每月省三块，攒了六个月，攒了十八块。十八块钱，够打十二分钟北京长途。他计划说十分钟——留两分钟的余量，万一接线慢了、信号差了、话说慢了，不至于超时。

他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要说的话——不能像写信那样长篇大论，十分钟说不了一千个字。得挑最要紧的说：学业怎样、身体怎样、看海的约定还算不算、下次什么时候再通话——这些是"必修课"，说完了如果还有时间，再聊几句闲话。

他甚至把要说的话写在了一张纸上——不是念稿子，是怕紧张忘词。打长途电话跟写信不一样：写信可以涂改、可以重来、可以说一半撤回去；打电话是实时的，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而且对方的声音就在耳边——那么近、那么真，近到让人慌、真到让人不知所措。

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听过沈梦溪的声音了。

上一次听她的声音，还是两年半前在城郊农场上——那时候他们面对面站着，她递给他一杯水，说了一句"小心烫"。三个字，声音不高，但清清楚楚的，像一颗石子投进了他耳朵里的那口深井，扑通一声，然后是漫长的回响。

两年半了。那声"小心烫"还在他耳朵里回响——但回响毕竟是回响，不是真声。他需要重新听见她的声音——不是脑子里的回放，是真实的、此刻的、从话筒里传过来的、带着电流的嘶嘶声和长途线路的嗡嗡声的——她的声音。

二

邮局在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一栋两层的灰砖小楼，门口挂了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省城邮电局长途台"。牌子的漆掉了大半，"长"字只剩下半边，远看像"张途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卖茶水的地方。

林启明到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半，邮局刚开门。他推门进去，左手边是挂号窗口，右手边是长途电话亭——三间，用木板隔开，每间里面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一部黑色转盘电话机。电话机很旧，听筒磨得发亮，转盘上的数字模糊了，但还能用。电话线从机座后面伸出来，沿着墙根爬到了窗台上，再从窗框的缝隙里钻出去，像一条黑色的蛇，消失在外面的电线杆上。他知道那条线一直延伸——穿过街道、穿过城市、穿过省界、穿过一千多公里的山川平原——最后连到了北京。连到了她可能正站在旁边等待的那部电话机上。

挂号窗口前排了七八个人——国庆节打长途的人比平时多，都是趁着节假日跟远方的亲人说几句话的。他排在第五个，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轮到了。

"打哪里？"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妇女，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烫成了小卷，脸上的表情像一块铁板——每天接几百个挂号的人，早就练出了不动声色的本事。

"北京。北京大学。"

"号码？"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沈梦溪宿舍的电话号码，是他前几封信里问来的。北京大学的宿舍不是每间都有电话，整层楼只有楼道尽头的传达室有一部，而且不是直拨——要人工转接，先接到北大的总机，再由总机转到化学系的传达室，传达室的人再去叫人。如果沈梦溪不在宿舍——去实验室了、去图书馆了、去食堂了——那就白打了，钱照收。

"二八二四七三一。"他念了号码。

工作人员记了，收了三毛挂号费，给了他一个号码牌——铁皮做的，上面刻着"丙三"。

"等叫号。"

他坐到了旁边的长椅上等。

长椅是木头的，坐板被磨得光溜溜的，像一根滑梯。他身边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手里攥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老先生穿着中山装，扣子扣到了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们也是来打长途的——儿子在兰州，一年通一次话。

"小伙子，你打哪儿？"老太太主动搭话。

"北京。"

"北京好啊——我侄子也在北京，说是电话不好打，转来转去的——"老太太叹了口气，"我儿子在兰州，更远，话费更贵——一块八一分钟呢。"

"一块八？"林启明心里暗暗算了一下——他攒的十八块钱，如果打兰州只能打十分钟，打北京能打十二分钟。还好。

"我们一年打一次——过年的时候打。"老先生接过话头，声音沉稳，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平时写信，一个月一封。信上说不了几句热乎话，但总比没有强。"

"你打给谁啊？"老太太问。

"一个——朋友。"林启明犹豫了一下，用了"朋友"这个词。说"女朋友"太直白了，说"同学"又不准确——沈梦溪不算是他的同学，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学校读过书。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弯——那种弯是一种过来人的了然，像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忍不住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