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的北京,房价已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涨。我叫林海,二十六岁,毕业没几年,要不是爸妈倾尽积蓄,又跟亲戚借了不少,我根本不敢想能在四环边上买房。二百四十万,一百多平米,两室一厅。交房那天,我妈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眼眶红红的,说:“儿子,在北京总算有个窝了。”装修花了两个月,爸妈全程盯着,连踢脚线的颜色都反复比对了三次。搬进去的那天晚上,我请了几个朋友来暖房,大家喝酒吃火锅,热气腾腾的。隔壁的邻居也来了,是一对北京本地的夫妻,三十出头,男的姓张,女的姓李,比我早搬进来半年。老张递了我一根烟,说:“以后就是邻居了,有事儿说话。”老李跟我女朋友聊得投缘,约着周末一起去逛商场。一切都很美好。出事是从那天下午开始的。那天我下班早,五点半就到了家。从电梯出来,走廊里的声控灯还没灭,昏黄的光照着浅灰色的地砖。我掏出钥匙正准备开门,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老张正从走廊另一头的天台那边走过来。天台上种着几盆不知道谁家的绿萝,叶子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晃。他低着头,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着棉花。我随口打了个招呼:“哟,哥,上天台抽烟了?”他没应。连头都没抬,从我身边擦过去,肩膀几乎碰到我。我愣了一下,钥匙停在锁眼里,回头看他,他已经走到电梯口,按了向下的键。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始终没有看我一眼。门关上的时候,我隐约看见他的侧脸,灰白灰白的,像刷了一层石灰。“有病吧?”我心里骂了一句,没当回事,开门进屋了。那天我买了日料半成品,准备等女朋友小雯回来一起吃。她六点半到家,进门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换了鞋就往沙发上一坐,把包随手扔在地毯上。我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怎么了宝贝?谁惹你了?”她抬起头,眉头拧成一个结:“刚才从电梯出来,看见老李了。她就站在电梯门口,脸冲着墙,一动不动。我喊了她好几声,她不理我。我还以为她没听见,走到她跟前又叫了一声——你猜怎么着?她连看都不看我,直接从我身边走过去,上了电梯就走了。我招她惹她了?”我的笑容僵在脸上。放下盘子,把下午的事告诉了她。厨房里的水龙头没关紧,水滴答滴答地落在不锈钢水槽里,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响。“两口子都这样?是不是吵架了?”小雯说。“可能是吧。”我说,“算了,别理他们,自己气自己。”那顿饭我们吃得不怎么开心,日料也没什么味道。小雯没怎么说话,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我喝了两罐啤酒,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老张那张灰白的侧脸,和那双没有焦点的眼睛。但谁也没把这事太往心里去。谁家还没个吵架的时候?可接下来的事情,让我们再也无法忽视。三天后的早上,我起晚了,闹钟响了三次才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匆匆忙忙套上衬衫,领子都没翻好,冲出家门。走廊里空荡荡的,声控灯灭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地亮着。远远看见老张的背影刚从转角处走过去,电梯那边“叮”的一声响。我喊了一嗓子:“哥,等下我!一起下去!”边喊边跑,皮鞋踩在地砖上“笃笃笃”的,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等我冲到电梯口,门已经关上了,楼层数字从十四跳到十三,一下一下往下跳。他又没等我。我气得骂了一句脏话,声音在电梯间里来回撞,震得声控灯又亮了起来。我对着关上的电梯门站了好一会儿,按下按钮等下一趟。电梯上来的时候,门打开,里面空空的,只有角落里扔着一个烟头,烟灰还是灰白色的,像是刚熄灭不久。一整天上班都没心思,excel表格开了关、关了开,脑子里反复转着这几天的事——他不理我,他老婆不理小雯,见面像见了鬼,躲着走。我决定哪天碰到他,非得问个明白,大不了吵一架,把话说清楚。那天晚上我加班,处理一个急单,等忙完已经快十一点了。公司的灯灭了大半,只有我这边的日光灯还嗡嗡地响着。我开车回到小区,地下车库很安静,通风管道的轰隆声从头顶传来,像一个巨人在喘息。我把车开进车位,熄了火,仪表盘的灯暗下去,四周陷入昏暗。只剩下车库顶上一排日光灯惨白的光,照得整个车库像太平间。我正要拉手刹,抬头看见老张就站在我的车位前面。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夹克,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穿的那件。低着头,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张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日光灯照在他身上,他的脚下没有影子。我看了一眼自己车的影子,长长的,歪歪扭扭地拖在地上。他那边,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可我没多想,按了两下喇叭,声音在空荡荡的车库里来回撞。他没反应。我把车窗摇下来,探出头,车库里的冷风灌进来,吹得我脖子发凉。我的语气不太好:“哎,哥,你站我车位上了,让一下行吗?”,!他还是没动,连头都没抬。我火了,拉开车门走下来,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那声音在车库里炸开,像一声闷雷。我穿着皮鞋,鞋底踩在水泥地上“笃笃笃”,每一步都带着火。我朝他走过去,拳头已经攥紧了。“你到底怎么回事?我招你惹你了?你老婆也不理我老婆,你们两口子吃了枪药了?”我离他还有两三步的时候,他忽然动了。不是转头,不是抬头,是整个身体原地转了九十度,面朝另一个方向。那动作不像正常人,不像是身体在转,像是有人在上面拧了一下,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然后他迈步走了,不快不慢,鞋底拖在地上,“沙沙沙”的,像有什么东西拖在后面。我站在原地,嘴巴张着,想骂的话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就那么走了,拐了个弯,消失在柱子后面。电梯门开了,又关了,楼层数字往上跳。我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我倒吸一口气。转身回到车里,发动引擎,倒车入库,熄火。在黑暗的车库里坐了好一会儿,盯着刚才他站过的地方。地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脚印,没有影子,什么都没有。到家,小雯还没睡,窝在沙发上追剧,茶几上摆着一袋没吃完的薯片。我把车库里的事说了,她放下手机,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发白。“你知道我几点回来的吗?八点多。”她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什么人听见。“我从电梯出来,走到咱家门口,往走廊那头看了一眼,你猜我看见什么?”我摇头。“隔壁那两口子,站在天台的花池子上。就是走廊尽头那个小露台,外面种了一排花,花池子外面就是空的,掉下去就是十四层。他们俩并排站在花池子的边沿上,面朝外,背对着我,一动不动。不是看风景,不是散步——他们站的那个地方,站一个人都勉强,两个人并排,脚后跟就是空的。”她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手在抖。“我站在咱家门口,透过走廊的窗户看了好一会儿。他们没动过,连头发都没动。那会儿走廊的窗户开着,外面有风,可他们的头发、衣角,一丝都不飘。我就轻轻开了门进来,然后从猫眼里往外又看了很久。他们站了至少十分钟,后来才慢慢下来,不是转身走下来的,是——平移。直挺挺地,像被人从花池子上端下来一样。”说完,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恐惧。“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别说了。”我打断她。声音比我想的要大,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响。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放缓了语气,“别瞎想,可能就是吵架了,心情不好。”可我自己也不信。两天后,楼道里开始有味道了。那天我下班回来,电梯门一打开,一股说不清的气味就涌进了轿厢。住在走廊另一头的大姐正站在电梯口,捂着鼻子,手里还拎着一袋垃圾。她看见我,皱着眉头说:“小张,你闻见没?这楼道里什么味儿啊?像什么东西烂了。”我吸了吸鼻子,确实有股怪味,像肥料,又像死老鼠。越往家走,味道越浓。走到我家门口,味道已经熏得人眼睛发酸,喉咙发紧。源头,是隔壁邻居家。门缝里渗出来的气味,不是肥料,不是死老鼠——是那种甜腻的、腐烂的、让人胃里翻江倒海的臭味,像夏天的肉铺关了门,把所有东西闷在里面发酵了好几天。我开门进屋,手刚碰到门把手,发现门把手上湿漉漉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凝了一层。不是水,是黏的。小雯正好也回来了。她进门就皱着鼻子,把包扔在玄关柜上,用手扇着空气:“楼道里什么味儿?谁家死猫了?”她去翻鞋柜,翻出一个口罩戴上,声音闷闷的。我抓着她胳膊,把她拉到厨房,关上厨房的门,压低声音说:“你闻仔细,那是隔壁出来的。好几天了。”她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厨房的白色瓷砖。我们俩站在厨房里,谁也没说话。冰箱的压缩机嗡嗡响着,空调外机在窗外低声轰鸣。空气里似乎也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臭味,从门缝里渗进来,钻进鼻腔,黏黏的,散不掉。“报警。”我说。警察来了。两个年轻的民警,一高一矮,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帽子压得很低。先在走廊里转了一圈,闻了闻,矮个的那个脸色已经不好看了。他们敲了很久的门,“咚咚咚”,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没有人应。高个的问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我说三天前。他皱了皱眉,说:“现在冬天,北京冷,就算真出了事,三天也不该有这么大气味。可能是什么东西坏了,或者家里养了什么死了。”他顿了顿,“你联系得上他们吗?”我翻了手机通讯录,找到老张的号码,递给民警。民警拨了过去,电话通了——铃声从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传出来,和弦铃声在死寂的楼道里响着,一声接一声,像某种信号。没人接。响了十几声,断了。民警又拨了一次,还是从门后传出铃声,依然没人接。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脸色彻底变了。,!后来的事情,我不想多讲。消防来了,破门而入。我站在走廊里,被民警拦在警戒线外面。门被撬开的那一刻,气味像一堵墙一样涌出来,熏得人眼睛发酸,走廊里的声控灯全亮了,惨白的光照着一张张惊恐的脸。我往里看了一眼——客厅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沙发上一个,地板上一个。老张和老李,安静地躺在那里,身体已经变了颜色,皮肤发黑发紫,肿胀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老李的手伸向沙发扶手,像是想要抓住什么。老张的脸朝着天花板,嘴巴微微张着,嘴唇外翻,露出里面发黑的牙龈。法医后来告诉我,他们死了至少十五天。死亡时间推算下来,大约就在我第一次在走廊里碰见老张的那天。甚至更早。十五天。我站在走廊里,腿发软,扶着墙才没倒下去。十五天前,我在车库里见过他。他站在我的车位前,我下了车,离他两三步远。十五天前,小雯在走廊里见过他们俩站在花池子边沿上。十五天前,我还冲他喊过“等下我”,他不理我,上了电梯。十五天前,小雯还跟老李打招呼,她低着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走了。他们那时候已经死了。死了十几天了。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警察调查了我们很久。盘问,笔录,调监控,查通话记录,查社交账号,查银行流水。那几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去派出所报到,坐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一遍一遍地重复同一个问题:“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生矛盾?”“为什么你们的描述与死亡时间不符?”那个老警察拍着桌子问我:“你说你三天前见过他?法医说他至少死了十五天。你见到的,是鬼吗?”我答不上来。小雯在旁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他们找到了遗书。在老李的梳妆台抽屉里,压在粉底盒底下,一个白色的信封,没有封口。是老李的笔迹,蓝黑色的墨水,字迹工整,一笔一划,不像遗书,像在写日记。写的是一家人的事,老张的债务,她的抑郁,两个人走投无路的选择。跟别人没关系,跟邻居没关系,跟我们没关系。警方排除了我们的嫌疑,但那个老警察临走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话:“你们俩看见的那些事,别往外说了。说了也没人信。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看错了,还是别的什么。”他顿了顿,又说,“这种事,我干了二十年,不是第一次遇到了。”房子后来卖了。没亏多少,可也没赚。买家是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风水先生来看房。风水先生在屋里转了三圈,掐着手指头算了半天,最后在客厅正中间贴了一道黄符。买家什么都没问,付了全款,当天就过了户。我换了一个小区,搬去了通州。离那里远远的。可有些东西,换了个地方也甩不掉。小雯——后来成了我太太——有时候半夜会忽然坐起来,满头大汗,说她梦见了老李。梦里的老李站在电梯口,低着头,一动不动。她说在梦里她想走过去跟她说话,可脚迈不动,嗓子发不出声音,只能眼睁睁看着老李一步一步朝她走过来。每一步,都没有声音。走到她面前,抬起头。没有脸。光滑的皮肤覆盖着本该是五官的位置,什么都没有。小雯每次都是尖叫着醒过来,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的。我搂着她,拍拍她的背说没事,做梦而已。可我自己也常常在深夜里想起,那个站在我车位上低着头的人,他身上没有影子。车库的灯那么亮,我的影子拖得老长,他的脚下,干干净净。不止没有影子——他的脚后跟没有着地。他踮着脚尖站着。一个死去了十几天的人,踮着脚尖,站在我的车位前面,等着我回来。楼下搬来新邻居那天,我在电梯里碰见他。三十来岁,戴着眼镜,提着一箱牛奶,冲我笑了笑,说:“你好,我新搬来的,住楼下。”我张了张嘴,想说一句“你好,欢迎”,可话到嘴边,变成了一声含混的应承。我低下头,快步走出了电梯。不是没礼貌,是不敢看他的脚后跟。我怕看见,他的脚后跟也没有着地。:()中国民间奇闻诡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