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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她字语言符号文化效应的历史阐释（第3页）

［1］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1页。

［2］在查阅金福申此文的过程中，曾得到清华大学魏万磊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3］1934年夏，陈望道等领导发起的大众语运动，正是直接针对汪懋祖等倡导的“文言复兴”运动的。而“文言复兴”运动所酿造的情绪明显不利于“她”字的流通已如前述。

［4］笔者并没有“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情结。但我觉得这两个概念仍是可供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的有效工具。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也仍有可以改进、发展的必要和空间。何况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一词即已流行，30年代中期，“现代化”概念也已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了解，并成为影响当时现实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观念呢？开放型、发展中的新的文化史研究，固然可以置重“叙事”，但也不应简单排斥“论析”，更不应限制分析工具。笔者以为其根本旨趣，或在于更为多样生动的叙史方式，更为广泛灵活的材料使用，更为自觉的意义寻求和反思精神，更为浓烈的语言兴致……还有对于展示“过程”高度看重，对于曾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尽量“呈现”，等等。而归根结底，其基础不外是对于文化“主动性”作用的极度重视，以及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透视、把握、反思各种范围历史的空前自觉。新世纪以来，关于西方的“新文化史”，海峡两岸已有不少介绍和研究，且逐渐引起更多关注［可参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新文化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载《河北学刊》，2004（6）。他另著有博士论文《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等］。但实际上，对于西方这种既存的“新文化史”，我们也当取借鉴和反省的双重态度，不应一味高唱赞歌。

［5］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的中文译本，第50页。

［6］关于现代性的内涵可从历史性和开放性两个维度来把握、即从历史和哲学的双重视角来认知一点，可参见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谈“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4）。

［7］参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一书。

［8］在这方面，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认识或许更为机智。他关于文化的论说也适用于语言。他说：“按我的界定，强的相对主义者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与别的文化一样好。我的立场更具有怀疑论色彩。我是一个弱的文化相对主义者。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知道各种文化是否平等，因此聪明的办法或许是照此行事：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给别的每一种文化某些教益！……由这种立场出发，在我眼中，某些文化长于某些方面，别的文化则长于别的方面。”（见［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9］2007年3月，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东亚科学与艺术综合研究的继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与孙江、刘建辉、陈力卫、冯天瑜、方维规、荒川清秀、铃木贞美、吉泽诚一郎、川尻文彦、杨念群、王奇生、陈建华、张寿安、岩月纯一等学者围绕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获益匪浅，而看法愈坚。

［10］在此问题以及汉语在清末民初被强烈激发出“现代化”诉求一点上，夏明方教授曾给予笔者很好的启发意见。

［11］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辨析，请参看本书附录二。

［12］如1925年1月，刘半农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写道：“说起文学，我真万分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她竟如被我离弃的很渺远的一个情人一样”。见《半农杂文》第1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出版，第199页。

［13］参见《解放画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96页。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说《解放画报》只见16期，这是不准确的。我就见到第17期。

［14］《解放画报》第7期（1921年1月26日）上已出现标题中带有“她”字的小说《她悔婚的理由》。

［15］见《解放画报》第14期，第22页。

［16］从性别意识关键词的角度探讨文学现代性问题，陈建华也是一个自觉者。他的《“**”的都市与革命乌托邦想象》，便是这方面的尝试。见陈建华：《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59页。

［17］李玲：《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2）。另可参见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李玲：《性别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19］胡适《他》诗作于1916年9月，是一首爱国的白话五言诗。该诗写道：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要如何待他？《他》首次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1920年被胡适收入《尝试集》中。1922年，赵元任将其谱曲后收入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诗歌集》。1926年，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被赵元任谱曲，同样收入《新诗歌集》中，不过，“她”字却被赵氏改成了“他”字。据晚年的赵元任解释，改为“他”字后，意义更为宽泛，有助于各种想象的发挥。关于《教我如何不想她》，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据赵元任夫人在《杂记赵家》一书中载，1930年前后，她所任教的学校学生原以为刘半农是个风流倜傥的才子，有天见到刘半农，发现竟然是个丑老头，大失所望。刘半农知道此事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以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1934年，刘半农早逝后，赵元任挽联写道：“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20］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情况似有些例外。李洪岩指出：“德国人是以父亲而不是以母亲指称他们国家的，莱茵河就是他们的‘父亲河’。这与我们将祖国或黄河比喻为母亲的情形刚好相反”。见氏著：《读书逢喜事》，载《中华读书报》，2007-12-19。

［21］见［克罗地亚］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见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转见杨慧赠阅的论文：《中华民族共有的最高诗情——“祖国母亲”考辩》（2007年未刊稿）。

［22］郭沫若那首著名的《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1920年2日与3日发表于《学灯》），就开始把祖国比作无限思念的“年青的女郎”，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炽热的恋歌。

［23］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9页。

［24］刘禾《跨语际实践》中文译本第52～53页。

［25］关于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新的性别名词的关系，目前学界重视不够也研究不足。比如近代以来，“妇女”一词作为群体符号极为流行，而同“妇女”相对应的“×男”双音节词却从未构成，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它或多或少表明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始终是一个不能忽视、需要经常作为整体对象来谈论的“问题”、“话题”。只有那些不必格外关注和特别对待的对象，才不需要有明确的流行的整体称谓。

［26］周联华：《圣经中的“祂”和“他”》，载《圣经季刊》，2007（21）。感谢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寿安研究员帮助提供此资料。

［27］参见张巨龄：《“她”字不是发明，而是借用成的另一形声字》（载《光明日报》，2005-08-09）和黄兴涛：《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载《光明日报》，2005-07-26。前文是对后文的某种回应。这里借此机会，笔者也对张先生的文章作出再回应。实际上，类似张先生的观点除了本书中已经提到的之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如徐柯：《康居笔记汇函》中的《闻见日抄》中即有此类意见）。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类似意见也时有出现，可见刘又辛、鲍延毅：《关于“她”字的商榷》［载《语言研究与教学》，1984（3）］；刘兆吉：《“她”字略考》［载《语文园地》，1985（11）］；贺祥：《“她”字并非刘半农所造》［载《咬文嚼字》，1997（5）］等文。

［28］鲁迅：《忆刘半农君》，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2页。

［29］可见张质相：《不该用“她”和“妳”》，载《汉字文化》，1994（2）；李栋臣：《没有必要的“她”》，载《语文建设》，1995（4）；王媛媛：《从“ta”看“他”与“她”》，载《大众文艺》，2010（6）。如王媛媛就认为“‘她’其实是个多余的字，从产生到运用都是不符合汉语、汉字的规律的，其语用价值曾经并且也是可以完全被‘他’取代。如若没有‘她’，也从根本上避免一些如‘他∕她’，‘他（她）’及‘他（她）们’等的不规范语法，也许更不会有‘ta’了”。

［30］可见陈丛耘、李彤：《谈“他”与“她”的语言性别差异》，载《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1（8）。张质相先生20世纪90年代反对使用“她”字的重要理由之一，仍然是坚持认为“她”字有歧视妇女意味。见其前引文《不该用“她”和“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