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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她字语言符号文化效应的历史阐释（第2页）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四）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如果人们想体验那种以“她”字或不分性别的“他”字来指代祖国时所带来的不同感受，不妨将刘半农此诗，与前面提到的俞平伯的《别她》一诗，以及1916年胡适所写的那首专门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他》进行参读对比。［19］有趣的是，当女性的“她”字与中性的“牠”或“它”字流行开来之后，人们再回过头去读胡适的那首白话新诗《他》时，会感觉到其中已发生了些微变化——即“他”字再也难以“超”性别传达诗意，而只能是“跨”性别酿造诗情了。

图46这幅镜蓉所绘的画，是笔者所见中国最早以女性指代祖国，并以“她”字加以标明的艺术作品。载于《解放画报》1921年11月30日第17期。其中题词写道：“她受过四千多年束缚，已经半身麻木。现在有人扶着她走，总该起来活动了”。这里，不仅以女性指代祖国，且以女性来搀扶“她”醒来活动，由此寄寓了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象征性和主体性地位之双关意

在古代中国，国家虽常被称为“父母之邦”，但一般说来，象征和代表国家者仍为“君父”。将“母亲”作为国家喻体的“祖国母亲”说的流行，乃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它受到英、美、法和苏俄等西方国家相关用法的影响，也与当时中国受到外来民族欺压凌辱的民族命运所引发的情感想象息息相关［20］。1925年3月，留学美国的诗人闻一多**撰写《七子之歌》的组诗，将澳门、香港和台湾等七地比作祖国母亲的七个“儿子”，通过对“母亲”的一声声肝肠欲断的呼唤，表达出一种催人泪下的爱国深情，可以称得上是此类文学活动的最佳诠释。

关于女性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克内则威在《情感的民族主义》中曾分析指出：

历史上有很多事例都证明民族主义一直明显地具有性别之分。……我们明白，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秽的策略。很清楚，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人们认为，女人“不仅是女人”，还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在男人的话语中，女人们被表示为一个团体，充满了一些（想象出来的特征），这些特征跟国家的特征很相像。比如，我们习惯于说“祖国母亲”或“故乡母亲”，就是这一观点的两个例子。［21］

此种情形也同样存在于近代中国［22］。这就为以“她”字来抒发对祖国和故乡的独特情感，以受辱受难来隐喻其多舛的命运创造了条件。1934年5月，当诗人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以这样的方式来大量使用“她”字时，就不能不引起受难中的国人强烈的情感共鸣。诗中的“大堰河”既是诗人艾青的保姆，又何尝不是其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和家乡故土命运的隐喻与象征！实际上，在艾青的心灵深处，“大堰河”正是一个养育恩、阶级爱和民族情汇聚而成的“母性”统一体。

可以说，以女性及其标志符号“她”来代表和象征现代民族国家——祖国，这一用法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妇女和性别观念发生改变的结果，又反过来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尊重妇女这一新时代的性别价值取向。

在近代中国，“她”字的创制和运用，还曾一度参与引发国人对于个人与国家、性别与国家之关系，乃至国家性质与民族命运的某种新的想象与认知。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严复、辜鸿铭等人拿阴性第三人称的代词符号做文章，亦庄亦谐地主张帝制、反对共和政体，可谓一种别具意味之证明。这也是“she”字或“她”字在中国的一段特殊的现代政治思想经历。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载，严复本不喜共和制度，声称帝制属阳性，共和属阴性，“法国自由神乃一女子，金冠长裾。美国花旗，缀于绝色女子之身，或负肩臂。而征之古罗马国徽，曰战神（Mars）、曰日神（Apolo），未闻尊月神（Diana）。阿灵比亚（Olympia）大会，特尊天王（Jupiter），足征帝政为男性，始可君临天下。又以英语训‘国度’属女性，代名字曰‘she’。盖大地属阴性，而临天下于地上者，属阳性也”。同时，严复还别有用心地引证《汉书·外戚传》中的“共和”为“昭仪之号”中的最末等，“据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来隐射共和制为“最贱之女性”。对于严复的类似议论，保守的辜鸿铭极表赞同，并进而穿凿发挥，认定“严氏谓共和为女性国家，实发前人所未发，为建设国家不灭之论”。他声言遍览西文群书，饱读中国古籍，“终疑共和制度无奋发振拔之气，今始知涵女性过多，始有此弊”［23］。

图47民国初年，精通西学、英文，但从抵制共和政体角度间接反对引进“她”字的严复（左）和辜鸿铭（右）

在严、辜二人那里，“she”字指称国家，竟成为欧美近代共和国家“阴性”过重、必须加以反对的理由，自然也就不会赞同在汉语中独创对应新字，将其郑重延揽进来了。由此反观，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创制，由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刘半农来完成，最初又被热心新文化的康白情等新潮青年所率先使用，也就并非纯属中西接触的偶然结果，而实际上包含了新文化运动者的主动选择过程。

刘禾曾经从文学对“她”字运用的角度，就“她”字这个新的性别符号出现后，“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利关系”的问题，做过简单的提示性分析。她指出，“她”字作为一个“指示性的性别建构”符号，“反映并参与了20世纪初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男人、女人和国家分别地同时也是通过对方发现这样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建构性别差异，以及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应该或者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能量”［24］。由于笔者对所谓“20世纪初以来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是否存在，以及实际状况如何还缺乏研究，故无法判断“她”字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切历史功能如何。但笔者也的确看到，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性别意识确实得到了新的强化。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以“女”字参与组合的新词，如女界、女权、女学、女国民、女士、女报、女性、妇女（旧词新用）等，无疑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在标识女性的新字新词中，最具有社会日常化功能意义的，又是“妇女”和“她”这两个词。研究民初以来中国性别问题史的学者，对于包括“她”在内的一系列代表女性的新词汇之运用及其功能问题，实无法回避［25］；而对于各种（具有管理性质的）登记表里，都程序化地设有“性别”一栏这一做法的社会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在中国，以“她”和“他”的分别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区分的意识觉醒，还曾引发信仰宗教的人们展开神性与人性差异的联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介入到宗教意义域。在指代男神和女神的时候，一般人通常会自然而然地使用“他”和“她”。但也有人会认为这样使用不妥，特别是部分极端自觉而又很敏感的基督教信仰者。于是，专门指代神或耶稣的第三人称代词“祂”便随之诞生了。笔者不曾考证该字出现的具体时间，但在现在的香港和台湾的教会人士和基督教机构里面，这种用法至今仍然存在，在基督赞歌集和坊间的报纸文章中还较为普遍。甚至它还曾一度导致在新的《圣经》翻译里，有关耶稣的第三人称究竟是该用“祂”还是“他”字的讨论。台湾牧师（蒋介石夫妇追思礼拜的主持人）周联华曾写过《圣经中的“祂”和“他”》一文，就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认同在通常情况下谈到上帝或耶稣时使用“祂”的合理性，却反对翻译《圣经》时——即“在历史脉络里”也这么用［26］。

笔者不曾研究“她”字盛行后，对基督教、佛教等经典和文献的翻译与传播是否产生过影响，比如民国以来的佛教界在提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第三人称究竟是用“他”、“她”，还是其他什么字词？我想，这类问题也应该是值得注意和探讨的吧。

除此之外，笔者还想就“她”字是“借用”还是“发明”的性质问题，再说几句。如前所述，早在五四时期“她”字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寒冰就曾指责该字并非刘半农所新造，而是从“千年古墓中挖掘出来”。2005年笔者在补充刘禾有关“她”字历史的短文中，因同刘禾一样使用了“发明”一词，也遭到张巨龄先生同样的质疑，认为古汉语中本有“她”字，严格说来刘半农只能算是一种“借用”，未可称之为“发明”。［27］张先生所使用的证据，与寒冰基本相同。

诚然，在南朝梁代的《玉篇》等古文献中，都曾有过“她”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但其字或谓乃古文“姐”的异体，或谓乃“毑”的异体。就认同较多的前者而言，它也不是“姐妹”之“姐”，而是“母亲”的称谓字，且不是代词，而是名词。两者之间所同者不过仅为字形和代表阴性而已，字音、字义、词性均风马牛不相及。不仅如此，此字当时还早已为世罕用甚至不用，刘半农造字之初，也并不曾知道古汉语中有过此字，故他在《“她”字问题》一文中曾明确表示：“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要是以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成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若仅就字形符号一点立论，刘半农此话实可为今人定性其活动为“借用”提供理据。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他当初创用此字时，并不知早已有同形的古字存在，实际上钱玄同和周作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谈及此事的人，起初也多是如此。只有寒冰一人乐意反复强调这点。因此笔者以为，指出“她”字字形的古代存在和阴性表示功能是有意义的，甚至也可以说它体现了某种汉字造词的传统之延续，但如果就字义、字音、词性和创用者刘半农本人最初对古字形的实际“未借”的综合情况来判断，称其活动为“创造”和“发明”，似乎也大体不差，甚至比称“借用”，还更能体现这一活动的创新性语言文化意义。刘半农逝世后，胡适、鲁迅、林语堂、周扬，以及许多语文史家，都认为“她”字为刘半农创造发明，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为稳妥起见，更严谨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不只是看外形，而是就形义的统一体而言），乃为刘半农所创造和发明。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郑重宣称了刘半农对于现代意义的“她”字的发明权，并作为权威的见证人之一，对他这一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令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28］。鲁迅先生这种理性的称赞，对于今人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刘半农等创造使用“她”字的思想文化史意义，显然很有裨益，不过他同时把另一个“牠”字的发明权也归为刘半农，却并不准确。

实际上，如若更严格说起来，就形、音、义三者统一体这一更完整现代意义上的“她”字而言，将发明权归之为刘半农一人还未必很妥当，它应该是刘半农、康白情等许多人争论与实践的智慧碰撞之结晶。因为刘半农本人一直并不主张“她”字读“ta”音，甚至直到最后，在他看来“ta”也不应是“她”字的第一个读音。当时主张发“ta”音的人很多，这一发音毋宁说是汉语传统与该字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社会文化实践中被选择的结果。

现代的“她”字从其创生至今已有90余年了。当今人熟练、自然、乃至痛快淋漓地使用这一阴性代词的时候，已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它的过去。笔者相信，一旦人们了解了“她”字前述曲折而多彩的历史，听过或看过它生动而具体的近代故事，一定会增加使用“她”字之时的文化自觉，并从一些特殊的角度，丰富和深化对于那段中西交融互动的文化史的认知与理解。

最后，笔者还想提到的一点是，“她”字虽然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极其常用的“关键词”，但有关“她”字问题的争论，民国时期似乎还不能说就已经完全终结了。甚至直到今天，对于“她”字乃至整个第三人称代词的分化，也依然存在着非议者。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就不断有人公开宣称：“她”字是“没有必要的”，是“不该用的”或“多余的”。［29］不过除了旧有的理由之外，非议者们大多会使用所谓“语用价值”的衡量标准，强调其不符合传统“汉语、汉字的规律”等一类新表述。而与此同时，关心女权的人们，有的也很自然地仍不满意于男女混合或泛指的第三人称代词继续使用“他（们）”而不是“她（们），认为这仍然是歧视妇女的体现。［30］或许，在未来的岁月里，类似的讨论还会不断借助新的契机、以新的方式，持续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字的地位无论如何都不会因此而有所动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