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田光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回忆出53年前他在长春远藤家看到和听到的有关“北京人”头骨的每一个细节。但遗憾的是,由于远藤和山口本秀均已谢世,无人帮他印证回忆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与失误,更没人给他任何启发和提示,他的回忆只能断断续续地在痛苦与欢愉中交替进行。他把能够回忆起的每一幅历史画面全都回忆出来后,又用文字做了详细记录,以做日后寻找的根据。
在如此日复一日的回忆和记录中,中田光男当然不会忘记自己与远藤的第二次会面。那是1948年6月,远藤从中国返回日本后,曾在东京三鹰小学的一处住宅里做过短暂的停留。中田光男闻讯后,专程前去拜望。二人见面后,除了叙说离别之情与各自在返回日本途中所经历的磨难与惊险,自然也谈到了“北京人”头骨的问题。中田光男清楚地记得,当他问“北京人”头骨是否已带回日本时,远藤连连点头说:“带回来了,带回来了!”说着,便起身带对方走到一堆行李前,指着一件被军用毛毯紧紧包裹着的东西说:“它就躺在这个包里,我正考虑如何处理它呢。”
几天后,远藤离开了三鹰小学,去了位于东京北边的埼玉大学。在之后的若干年里,远藤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并先后出任过考古系主任、大学校长等职,直到70年代末去世。
这次相会,是中田光男和远藤的最后面晤,所涉及的“北京人”问题,也是极其有限而肤浅的。至于远藤后来对“北京人”化石到底做了怎样的“处理”,中田光男并不知晓。因而,面对自己回忆的历史景况,中田光男感到既有合理的成分,又有不少困惑之处。他不明白当年那个长春之夜,远藤为什么突然拿出“北京人”头骨给他们看,是为了缓和当时压抑、惊恐的气氛,还是另有原因?远藤是怎样得到“北京人”头骨的?最后到底又做了怎样的处理……这一切疑问与谜团,都促使中田光男决定先到埼玉大学做一番调查。
遗憾的是,当他来到埼玉大学后,由于远藤已去世多年,许多线索已不可寻觅。埼玉大学考古系几位健在的老先生只告诉中田光男,他们从未听说,更没见过远藤带回了“北京人”头骨,只知道远藤退休后,有一位员工曾为他清扫过办公室。中田光男按线索找到了这位员工,可对方告诉他说,他当年清理远藤的办公室时,没有发现什么木箱,更没有发现什么“北京人”头骨,远藤本人的大部分遗物都是由他的外孙阿部(南按:因真名不宜公开,阿部为化名)清理和保存的。而阿部并不在埼玉大学,一直在日本东北大学任教。
日本东北大学旧楼
为搞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中田光男又赶往日本东北大学。
正应了古人所说的“无巧不成书”的老话,中田光男要找的阿部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他一起逃到中国东北长春市的部下山口本秀的儿子。山口本秀早已作古,而他的儿子此时也年过半百。望着阿部教授这位华发已生的晚辈,中田光男想起五十三年前和他父亲逃亡的惨景,不禁黯然伤神,嗟叹不已,伤感地对阿部说:“一晃半个多世纪,时间真是流逝得太快了,每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失,似乎只是瞬间的事情。”
中田光男后来说,他与阿部的第一次交谈,刚开始是亲切、美好而又融洽的,但当话题扯到远藤从中国带回的那个木箱以及木箱里装的“北京人”头骨时,气氛就变得有些尴尬和复杂起来了。他尽管曾是搜集、研究情报和谈判的高手,但在与阿部这个晚辈小子的交谈中,却没有取得事先设想的效果。阿部明确告诉中田光男,关于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他的外公远藤和父亲山口本秀在世时,他本人既没听外公说过半点信息,也未得到父亲山口本秀关于此事的任何一句遗嘱。他虽然确实对外公远藤的遗物进行过清理,却没有发现所谓木箱和“北京人”头骨。
听罢此言,中田光男如同挨了一记闷棍,脑子顿时变得一片空白。
至此,线索似乎中断了。
但中田光男毕竟是一位受过训练并富有实际经验的特工和情报人员,不可能因为对方听上去斩钉截铁的否认,就认为事情已无可为。他回到东京家中后,对此次的调查做了冷静思考,并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远藤当年从中国带回“北京人”头骨这件事,阿部应该是知道的。何况,他从阿部与他会面的言谈举止中,隐隐感到这个小子不够地道,内心深处似乎隐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
东北大学之行,中田光男得知,远藤仅有一女一男,女大男小。女孩嫁给了山口本秀,男孩则在十二岁那年暴病夭折。于是,大女儿以及外孙阿部,自然成了远藤一生中最亲近的人。远藤去世后,阿部是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既然有如此一种血缘关系做基础,远藤带回“北京人”头骨的事,阿部怎么会不知道呢?即便远藤生前守口如瓶,临终前也应吐露真情。莫非老而糊涂的远藤,真的将“北京人”的信息带进了坟墓不成?
《北京原人》(松崎寿和著,学生社1973年版)目录
中田光男不愧是日本情报机构的老特工,他决定对一些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并从外围打开缺口,而后再逐步向真相逼近。于是,他很快找来一本又一本书和资料查阅研究。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他感到起码有两个问题是重大疑点:
其一,自己在长春看到远藤手中的那个“北京人”是个完整的头骨,而据书籍和资料记载,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只是一块头盖骨,不是完整的头骨,二者为什么出现了差异?
其二,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说,“北京人”是在北平从美国人手中丢失的,若是真的落入了日本人之手,也该落到驻华北的日军手中,怎么会插翅跑到了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藤的手中?
中田光男说出了埋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手中所持为《北京原人》一书)
不过,中田光男查看日本考古学家松崎寿和撰写的《北京原人》一书时,却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即松崎寿和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挪野的日本关东军中将。该书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左右,挪野中将曾带领一个日本大尉和其他几名军官前往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取走了“北京人”头盖骨。这块头盖骨先是保存在关东军司令部,后来就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什么人的手中了。该书还说,挪野中将到协和医学院取头盖骨时,中国的科学家裴文中也在现场。而跟随挪野中将去取“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大尉,后来受到了关东军的处分,原因不明。
松崎寿和在他书中的这段记载,此前没有任何人提起,也许算得上一则“独家新闻”。但,书中说挪野中将拿走“北京人”时中国的裴文中也在场,显然缺乏根据。倒是中田光男从一名研究日本关东军问题的学者那里得知,挪野中将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爱好者。因此,如果松崎寿和对挪野中将与裴文中的记载是个错误,则不必考虑这条线索。反之,记载若属实,那么,挪野中将与远藤之间就有可能构成一种内在关系。尽管松崎寿和在书中没有提到挪野中将与远藤是否相识,但从广泛一点的角度推论,作为古生物爱好者的挪野中将,与同在中国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远藤相识或是好友,似乎属于正常的事情。假定挪野中将此前与远藤交往甚密切,当关东军危机四伏之际,他将“北京人”转交给了远藤保管,便成为一种合理的可能。
问题是,远藤1948年回到日本后至离开这个世界前,对手中的“北京人”会做怎样的“处理”呢?
松崎寿和著《北京原人》封面上的人头骨像
就当时日本的局势看,盟军早已占领并控制了这个岛国的一切,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从别国抢夺的各种物品,都已受到盟军下属机构追查,并被一一清退。据说,与“北京人”失踪事件有关的东京帝国大学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铃木尚等与劫掠他国物品有关的教职员,不仅被盟军清查了办公室,甚至连家也给抄了。这些情况想必远藤应该有所耳闻。
那么,他得知这些险情后,必然要为自己好不容易才从中国带回的“北京人”和自己的命运担忧。于是,便会出现两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一是将其毁掉,来一个查无对证,使自己完全摆脱险境;二是找一个秘密之地隐藏起来,待将来时局有所变化后再做打算。
很显然,作为一个视文物如生命的著名古人类学家,远藤选择后者的可能性最大。假如真的做此抉择,他会将“北京人”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当年长春之夜给中田光男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远藤亲吻“北京人”头骨这一奇特的细节。于是,善于抓住细节加以分析研究的中田光男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做出了如下推测——
按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当时的处境,远藤若将“北京人”藏于家中或者埼玉大学某处,是不合适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远藤将“北京人”头骨埋藏在了他那12岁即夭折的独子的墓穴之中。因为远藤最疼爱的独子夭折于12岁那年,“北京人”也恰恰是面世12年后丢失,而远藤当年在长春之夜又有亲吻北京猿人头骨的亲昵举动。故此,亲生儿子和“北京人”在远藤的心里已是难解难分,或者说,远藤已把“北京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和关怀了。
根据这一大胆的推测,中田光男认为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以验真伪。于是,他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找到东北大学的阿部教授以及与远藤有血缘关系的一些亲属,向他们讲明自己的意图,希望在日本有关部门的监督下,秘密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以对这宗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悬案做一个历史性的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