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多问一句,要是不那么着急出门,静静就不会……”女人捶打着自己的大腿,声音嘶哑,“那个男人说话很斯文,我还以为是学校的老师……”
两起案件的相似度高达90%。受害者都是同一班级的学生家属,都是被熟人骗开门,都是被领带勒死,都是没有任何财物损失。
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环杀人案。
警方立刻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这一次,他们把突破口放在了那通可疑的电话上。
通过技术手段,警方查到电话是从六公里外的一家超市公共电话亭打来的。
超市老板对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印象深刻——四十多岁,皮肤偏黑,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着眼镜,穿一件蟹壳青色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根据老板的描述,警方请来画像专家,画出了一张嫌疑人模拟像。
画像上的男人眉眼温和,嘴角微微上扬,怎么看都不像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警方在虹口分局的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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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的52名学生都被叫来,看着那张模拟像,老陈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大家仔细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或者说,你们的毕业纪念册,有没有丢失过?”
学生们面面相觑,纷纷摇头。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梁笑的女孩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我……我妈可能见过这个人。”
梁笑的话,让整个会议室的空气都凝固了。
她颤抖着说,2002年4月24日,她母亲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学校的老师,说班主任王老师家里有事,没法家访,由他代替来家里看看。两个小时后,那个男人果然来了。
“我家住在六楼,601和602都是我们家的,中间打通了。”
梁笑的声音带着后怕,“平时客人都走601的门,可那个男人按的是602的门铃。我妈当时还觉得奇怪,他说,是看了毕业纪念册上的地址。”
梁笑的母亲回忆,那个男人穿着蟹壳青色的西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怎么问梁笑的学习情况,反而一个劲地打听“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他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瞟向客厅中间那扇连通601和602的门,手指在膝盖上不停地摩挲,像是在紧张,又像是在盘算什么。
“他还想站起来去开那扇门。”梁母的声音抖得厉害,“我当时觉得不对劲,就故意说‘我老公马上就下班了’,他一听,立马就站起来告辞了,走的时候还慌慌张张地碰倒了门口的鞋架。”
送走男人后,梁母越想越不对劲,就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
王老师的回答让她浑身发冷:“我们根本没有安排家访,更没有派什么老师去你家。”
梁母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就成了第三个受害者。而那个男人能精准找到602的门铃,靠的就是毕业纪念册上梁笑填写的家庭住址。
可问题又来了——所有学生都坚称,自己的纪念册没有丢失。凶手到底是怎么拿到这些信息的?
警方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将班里52名学生的78位男性亲属全部列入名单。
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调取了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对比了无数次模拟像,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没有一个人具备作案时间。
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陈退休了,接手案子的年轻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
那本模拟像被贴在专案组的墙上,从最初的鲜艳,到后来的泛黄,再到边角卷起,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刑警的无奈。
刘思佳高中毕业后,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玩游戏,不再交朋友,每天的生活就是进货、出货、对账。
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笑靥如花,他看着照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凶手。
高静的母亲则彻底垮了。她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女儿的遗像自言自语,精神越来越恍惚。
高静的父亲责怪她“多嘴”“不谨慎”,两人天天吵架,家里的锅碗瓢盆碎了一地。
2014年,高父积郁成疾,撒手人寰,临死前,他拉着妻子的手,嘴里还念叨着:“要是能抓到凶手,我死也瞑目了……”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到了2020年。刑侦技术的发展,让这起尘封20年的悬案,终于迎来了曙光。
警方决定重启调查,用最新的DNA比对技术,重新检验当年案发现场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