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6日,行动开始。
晚上八点,昆明市官渡区一条僻静的公路。一辆墨绿色吉普车缓缓驶来。
杨天勇站在路中间,举起手电示意停车。他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军装,身后站着同样装扮的肖林和滕典东。
吉普车停下,车窗摇下,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同志,什么事?”
“我们是军区纠察队的,”杨天勇亮出一本伪造的军官证,“怀疑你这辆车涉及走私,请下车接受检查。”
司机嘟囔着下了车。就在他脚落地的一瞬间,柴国立和左曙光从暗处窜出,两把匕首同时刺进他的后背。男人连叫都没叫出声,就软软地倒下了。
这是第一条人命。
他们在车里搜出两万三千元现金,还有一条金项链。
杨天勇亲自开车,把尸体运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埋了。吉普车以四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黑市车贩。
“太容易了,”分钱时肖林兴奋地说,“比骗钱快多了。”
杨天勇却皱着眉头:“不行,咱们七个人就一把匕首。得搞枪。”
他的目光投向了那些配枪的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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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响起
1997年5月的一个雨夜,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停车场。
杨天勇一伙正在盗窃一辆吉普车,突然一道手电光照过来。
“干什么的?”一个穿着警用雨衣的身影走近。
是巡警。肖林的手摸向腰间的刀,被杨天勇一把按住。
“同志,我们是部队的,”杨天勇堆起笑容,掏出假军官证,“怀疑这辆车是走私车,准备开回去检查。”
巡警接过证件,借着手电光仔细查看。雨水顺着帽檐滴下来,他的注意力全在证件上,没注意到另外六个人已经悄悄围了上来。
“哦,是军区保卫处的,”巡警把证件递回来,“需要帮忙吗?”
“那太好了,”杨天勇眼睛一亮,“我们出来得急,没带车。你能不能送我们一程?到驻地就行,完了我们再派人送你回来。”
巡警犹豫了一下。军警一家,这个忙似乎该帮。
“行吧,上车。”
他坐进了后排。杨天勇和肖林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滕典东发动了汽车。
车子驶出市区,开上通往郊外的公路。雨越下越大,车窗上水流如注。巡警觉得有些不对劲:“同志,你们驻地在哪个方向?这路不对啊。”
杨天勇笑了:“马上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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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他和肖林同时动手!两把匕首从左右两侧刺入巡警的肋部。巡警惨叫一声,拼命挣扎,但被两人死死按住。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座椅。
车子在荒郊停下时,巡警已经不动了。杨天勇从他腰间取下枪套,里面是一把64式手枪。
“第一把,”杨天勇抚摸着冰冷的枪身,“还差六把。”
有了枪,他们的胆子更大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三名公职人员死在他们的枪下:一名工厂保卫干部,三名联防队员,还有一名恰巧路过的武警战士。
但杨天勇并不满足。他想要更多、更好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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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巅峰与惊天冤案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昆明市西郊。
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边树林旁,车灯熄灭,发动机还在微微颤动。杨天勇一伙开车经过时,隐约看见车里有人影晃动。
“过去看看。”
七个人下车,呈扇形围了上去。杨天勇敲了敲车窗,手电光照进去——车里坐着一男一女,都穿着警服。
“开门,警察临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