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爆发得毫无意外。
父亲积压了一周的思念和期待,在这一刻全部变成了委屈和愤怒——他以为她会想他,以为她会笑着迎接他回来,以为这个家会在他推开门时是暖的。
但那扇门里等着他的,是一个连碰都不让他碰的妻子。
他提高音量,质问她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他记得的,是上一次出差回来后他们为一件小事吵过一架。
他说“你每次都这样”,她终于抬起头反驳“我哪样了”,话音越来越快,越来越碎,像两列对向行驶的火车在铁轨上迎面撞在一起。
我放下碗,安静地起身,端着空碗走进厨房。
水龙头的声音掩盖了客厅里渐高的争吵声。
我把碗放进水槽,没有立刻洗。
我只是站在那里,听着那些破碎的句子从客厅那边飘过来——“你根本不在乎这个家”“你知不知道我出差有多辛苦”“你又知道我有多辛苦吗”——这些句子,像所有普通夫妻争吵时说过的话,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耗尽最后的感情。
我不知道父亲最后那几句话具体说了什么,但紧接着,门被重重地摔上了。
父亲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然后是楼下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越来越远,直到再也听不见。
整个房子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石英钟秒针走动的声音,一下一下,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动这个世界的节奏。
我走出厨房。
母亲还坐在餐桌边,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弓着背,双手撑着额头,肩膀微微抽动。
那只碗里的粥已经彻底凉透了,表面结起了一层薄薄的膜。
没有哭声。她哭的时候从来不出声。只有肩膀的抖动会泄露秘密。
我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温水,然后走到她身边,将那杯水轻轻放在她面前,推到她手边。“妈,”我说,声音很轻,“如果你需要聊聊……我一直在。
”
她没有立刻回答。
肩膀的抖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应。
但最后,她慢慢松开了撑着额头的手,抬起头。
她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流泪。
她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一个溺水的人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点微弱的光。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然后再次开口。
“小远,”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过木板,“妈妈好像……遇到了一件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
我坐下来,坐在她旁边,离她不远也不近——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既不会让她感到压迫,又足以传达陪伴的信号。我没有追问是什么事,只是安静地等着。“
我不知道怎么说,”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就是……我总觉得…
…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她没说下去。她还没准备好告诉我真相——她不敢把纹身的事告诉任何人,尤其是自己的儿子。但她需要倾诉,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出口。而我是她唯一能抓住的人。我轻声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再告诉我。”她捏紧了杯壁,指节泛白。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下去。那一晚,她没有回主卧。她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很久,后来和衣侧卧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给她披了一条毯子,她没有醒。
第二天晚上,她敲开了我的房门。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
我还没有睡,坐在书桌前假装做题。
敲门声很轻,仿佛只是试探性的,如果我没有回应,她可能就会离开。
但我回应了。
“进来。”
她推开门,穿着那件旧棉布睡裙,头发松垮地绑在脑后,脸上没有妆。
站在门框里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卸去那些伪装和武装,她不过是一个疲惫的、
被什么无形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