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早上,一切都还是正常的。
阳光从那扇用了十年的旧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客厅地板上拉出一道细长的光带。
我醒来的时候,厨房里已经传来煎蛋的滋滋声和咖啡机运转的低鸣。
她在做饭,和每一个过去的早晨一样。
油烟和咖啡的气息混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家最日常的底色。
我洗漱完毕,坐到餐桌前。
她已经把早餐摆好了——煎蛋、烤面包、一小碟凉拌黄瓜,还有一杯温好的牛奶。
她坐在我对面,端着咖啡杯,小口小口地啜饮。
她的头发还没完全干透,披散在肩上,穿着一件旧棉布的家居裙,领口松松地敞着。
一切都没有变。
但我注意到,她握杯子的手,偶尔会轻微地颤抖。
她没有看我。
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落在那碟黄瓜上,落在窗台上那盆枯萎了一半的绿萝上——落在一千个地方,就是不落在我身上。
她只是机械地吞咽着杯中的液体,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我知道那是为什么。
昨晚我清理得很干净——血珠、棉签、消毒水的气味,都处理掉了。
但那枚印记在她体内留下的是更深层的、看不见的东西——一种持续存在的不适感,一种她早上起来站在洗脸台前,在明亮的日光灯下,低头看见自己小腹上多出了一枚黑色印记的、始料未及的恐惧。
她没有尖叫。我在房间里竖起耳朵,等了很久,她的房间里始终是沉默的。
只有一声很轻的、像是倒吸一口气的声响——然后就是更长久的寂静。那种寂静,比任何尖叫都更能让我想象到她此刻的表情。
早餐在沉默中结束。
她收拾碗筷,我回房间做题。
纸张翻动的声音和碗碟碰撞水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早晨最平静也最虚假的背景音。
第二天,遮瑕膏的气味开始在浴室里弥漫。
我经过浴室门口时,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化妆品瓶子放在大理石台面上的磕碰声,还有她压抑的、急促的呼吸。
我停下脚步,从门缝里看进去——她正弯着腰,对着镜子,往那片印记上涂抹遮瑕膏。
一层又一层。
她用指尖将膏体推开,然后用海绵蛋轻轻拍匀,再涂一层,再拍。
但那枚印记依然倔强地透出底色来——黑色的纹路在遮瑕膏的覆盖下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灰紫色,像一块胎记,像一片淤青,像某种正在从皮肤深处往外渗透的东西。
她拼命涂抹,直到遮瑕膏厚得浮在皮肤表面,用手一蹭就掉下来一片。
她咬着嘴唇,眉头拧在一起,那只握着粉扑的手在微微发抖。
她试了三次。
三次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她狠狠地将那盒遮瑕膏摔在了洗手台上——不是掉,是砸。
“砰”的一声脆响,盖子弹开了,滚落在地上。
她站在镜子前,低头看着小腹,呼吸急促,肩膀在颤抖。
我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
她只是那么站着,站了很久,然后缓缓弯下腰,捡起遮瑕膏的盖子,拧紧,放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