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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朝宴（第3页）

周太太适时岔开了话题，说起扬州的花会如何如何。周小姐抿着嘴不再言语，只是将茶盏搁回桌上时力道重了些，发出“笃”的一声脆响。

太太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赞许。

这时外面锣鼓喧天，戏班子已经开唱了。吴嬷嬷进来说宴席备好了，请太太姑娘们移步飞花阁入席。女眷们纷纷起身，丫鬟们捧着帕子痰盂等物鱼贯跟在后面。周小姐走在最前头，裙摆甩得猎猎作响，连丫鬟都差点跟不上。

我走在最后头。

就在跨出门槛时，我看见了一个人。

是怀瑜，不对——是“沈怀瑜”。昨天刚进府的那三个中的一个，那个鹅蛋脸的女子。她被吴嬷嬷领着，正站在游廊拐角的阴影里，穿着一身新做的藕合色衫裙，头发梳成双鬟髻，簪了两朵粉色的绢花，看起来活脱脱一个怯生生的小家碧玉。

她的脸是沈怀瑜的脸，可她的眼睛里没有沈怀瑜该有的温驯。那是一双警觉的眼睛。尽管她垂着头，做出低眉顺眼的样子，可她的视线像一把隐在袖底的剪刀，悄无声息地将周围的一切都剪进了眼里——飞花阁的方向、来往的下人、游廊的拐弯、月洞门的出口。她站在那里的姿态看似恭顺，实则双脚微微分开，重心落在前脚掌上。

这种站姿，我在很多人身上见过。她们都以为自己装得很好。

没有人会在奉茶时习惯性地用双手去接托盘。没有人会在接过婆子递来的帕子时，下意识地说“谢谢”。更没有人会在被领进一间新屋子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在门边候着，而是悄悄地、飞快地扫一眼窗户的朝向和数量。

这些细节太小了，小到粗心的主子根本不会注意。可我不粗心。在沈府后宅这么多年，我看过的“沈怀瑜”们，比园子里的牡丹还要多。她们进府的第一天，我便知道她们不是这里的人。她们的言行举止里总有些破绽，像是一件仿制得极好的衣裳，线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可你只要肯低头去看，总能找到那么一两处。

我经过她身边时，脚步不停，只是视线从她脸上淡淡扫过。

她低下头，耳朵尖却红了，额角沁出一层薄薄的汗。她的手指在袖口里微微蜷起。她大概知道我在看她。她也大概很怕我看她。那种细微的、努力的故作镇定，反倒更容易在人群中被辨认出来——就像在一群安睡的人中间，唯一一个假装打鼾的人，呼吸的节奏总有那么一瞬不对劲。

我垂下眼，继续往前走。

走出三步，果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吐气——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呼出来的、无声的叹息。

我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一笔，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脚步略慢了半拍，让周太太走在前面，自己落后了半个身位。

飞花阁里，宴席已备。

十六张花梨木八仙桌错落摆在牡丹花丛中，桌面上铺着大红绣金的桌围，碗碟匙箸一色是官窑的青花。正中主桌上首是老太太的位子，椅背上搭着金线绣寿字的椅搭，下首依次是太太、我、几位亲厚的女眷。周太太和周小姐被安排在东边临窗的一桌，那里看得见台上的戏，又能吹到穿堂风，是个体面的位置。

我落座时，周小姐远远地剜了我一眼，随即扭过头去，对着身边的丫鬟大声说：“这飞花阁的牡丹倒是不错，可惜了——”

后面的话被喧闹的人声淹没了，只隐约听见“杏子黄”几个字，想来不是什么好话。我没有理会。

宴席行到第七道菜时，该来的终于来了。

是那位鹅蛋脸的“沈怀瑜”。她被安排在花园的另一头——那是下人们临时支起的两桌席面，专给府里的庶出姑娘和远房亲戚坐的。席面寒酸些，座次也不讲究。太太安排她去那里，用意再明显不过：既不想让她在主桌上碍眼，又算给了周小姐那句问话一个交代。

隔着半园子的牡丹，我看见她坐在最靠边的位子上，脊背挺得笔直，筷子放在碗上没怎么动。她的目光一直在缓慢地、不动声色地扫视全场，从主桌上的老太太，到下首的太太，到东边的周家母女，到西边那桌叽叽喳喳说着闲话的亲戚。

她的视线翻过花丛，越过来往穿梭的丫鬟，绕过端着酒壶的婆子——最后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秒。

不，半秒。

很快，快到几乎察觉不出。但我察觉到了。因为我在看戏。台上的小旦正唱到《游园》里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隔着水磨腔和锣鼓点，我用余光看见她低下头，飞快地用袖子擦了一下指节。

她在确认我的位置。

我端起酒盏，啜了一口，嘴角的弧度纹丝不动。

有意思。

这位新来的“沈怀瑜”，比前几拨都沉得住气。前几拨的人在花朝宴上要么如坐针毡，要么急不可耐地四处打探，要么干脆吓得不敢抬头。她的紧张是肉眼可见的，但她忍住了，并且正在试图用这份紧张掩盖另一件事。

她在观察。

不只是在观察这座宅子，更是在观察我。

我放下酒盏，拈起银箸，夹了一片蜜汁火方，慢慢地放进嘴里。火腿的甜香在舌尖化开，我细细地嚼着，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