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它本就没有睡着过。从昨夜起,灶上的火便没熄过,婆子丫鬟们进进出出,端着蒸笼提着食盒,在灯影里头走出细密的脚步声。厨房里的热气烘得窗纸潮了一片,凝成水珠顺着窗棂往下淌。到了寅时末,西跨院那头已经开始杀第二只羊。羊的叫声只响了半声,便被掐断了。
我是被那股似有若无的血腥味唤醒的。
躺在帐子里,隔着一层烟罗纱,屋里的物什都蒙着淡淡的灰影子。我睁着眼,望着帐顶那幅“喜上眉梢”的绣样,看着那喜鹊用银线绣成的眼睛——圆溜溜的,在微光里闪着一点幽幽的白。
今日是花朝。二月十二,百花的生日。
对于这座宅子来说,花朝节是一年里仅次于除夕和中秋的大事。老太太年轻时便有爱花的名声,嫁进沈家几十年,将后花园经营得远近闻名。每年花朝宴,昭化县有头有脸的女眷都要来赏花饮酒,席面摆在园中的飞花阁里,至少要开十六桌。这是沈府的门面,是老太太的脸面,容不得半点差错。
所以这一整天,全府上下都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但那是下人们的事。我作为沈家大姑娘,只需要在最合适的时辰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端着最合适的笑容,说最合适的话。
一贯如此。
我从床上坐起来时,挽翠已经在门外候着了。今儿个是大日子,她比平日里早了一炷香进来伺候,手里捧的帕子比平时多熏了两遍香。替我梳头时,她一反常态地沉默,木梳一下一下地拉过发丝,力道轻了又重,像是在犹豫什么。
“有话就说。”我看着铜镜里的她。
挽翠咬了咬嘴唇,手里的梳子顿了顿,终于压低了声音开口:“姑娘,有桩事,奴婢不知道该不该说。”
“那就别说了。”
我答得很平淡,挽翠却像是被这话噎了一下,脸白了白。她跟了我三年,不会不知道我的性子——我说“别说了”,就是真的不必说。沈府后宅里头,活得太久的下人都懂一个道理:想知道的事自然知道,不该知道的事知道了反倒折寿。
可挽翠的嘴闭上了,手却没停,也终于没忍住漏出半句:“西厢那位……昨儿晚上好像不太安分。”
我不接话,只是对着镜子正了正发间的白玉兰簪。
西厢那位,指的是怀瑜。准确地说,是顶着“二姑娘沈怀瑜”这个身份住在西厢的人。至于那张脸今天是谁,明天又是谁——不重要。
府里叫“沈怀瑜”的女子,这几年来了走了不下数十个。她们有的在这里待了三天,有的待了半个月,有的几乎就要碰到真相的边缘,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像露水一样,太阳出来就没了。新来的填补上,过几天再消失,再填补。下人们早就学会了不问、不看、不说。
但最近这一个——我回想了一下。这一批是六日前来的,三个人,太太选了一个最安分的给怀瑜做伴读,另外两个去了针线房。六天过去,倒是都还在。
比上回那拨撑得久些。
我站起身,八幅湘裙委地,裙摆上新换了一条——是前几日刚从箱底翻出来的,杏子黄的暗花缎子,料子是去岁江南织造府送来的,一直没舍得裁。老太太说我穿得太素净不喜庆,点名要我在花朝宴上穿这一身。
“走吧。”我说。
今早的第一站,是荣寿堂。
我沿着飞花游廊往东走,园子里已经热闹起来了。
花匠们从天不亮就开始搬花,将暖房里催开的名品一盆一盆地搬到飞花阁四周。十八学士、紫袍玉带、青龙卧墨池——单是牡丹就有七八种,更别提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老太太今年特意命人从洛阳移来的那株百年魏紫,被安置在飞花阁正中的汉白玉花台上,用青纱罩着,等开宴时才揭开。
我经过时,那青纱在晨风里轻轻飘动,露出底下一两瓣层层叠叠的花瓣,是深得近乎发黑的紫红色,像凝固的血。
“大姑娘来了。”吴嬷嬷远远地迎上来,满头是汗,手里还攥着一把对牌。全府的钥匙和对牌今儿都在她手里,她走起路来丁零当啷的,活像一棵挂满了铜钱的摇钱树。
“太太正寻姑娘呢,”她抹了把汗,压低声音,“扬州知府周大人家的女眷到了,太太让姑娘过去作陪。”
“知道了。”
我应了一声,脚步却没加快。
扬州知府周家——我迅速在脑子里翻拣这个名字。周家三年前调任扬州,家里有个嫡出的小姐,今年该有十五了。我记得这周小姐脾气骄纵,上回来赴宴时因丫鬟斟茶烫了手,当场打了那丫鬟一巴掌。
那一巴掌打得干净利落,丫鬟脸上立时肿起五道指印,茶盏落地碎成八瓣。前堂的女眷们齐齐噤声了一刹,随即又堆起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只有我看见了那丫鬟跪在地上捡碎瓷时,手指在颤抖,碎瓷锋利的边缘划破了她的指尖,血珠渗进青砖缝里,很快便被拖过去了。
周小姐打完人,转脸就对着老太太撒娇,说自己年纪小不懂事,请老太太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