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姑奶家那间阴冷空屋里,我靠着每天一块钱、三个馒头、一杯冷水,硬生生熬了大半年。
饥饿成了常态,恐惧成了习惯,沉默成了我的保护色。我不再哭,不再闹,不再指望父亲突然心软,不再盼着母亲突然出现。我每天唯一的期盼,就是天黑前能把那三个馒头安安稳稳吃到嘴里,就是夜里不会再被无缘无故打骂,就是能多认一个电视上的字,多在地上写一笔。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熬下去,熬到彻底麻木,熬到忘记什么是温暖,熬到认命。
可我没想到,命运在把我推入最深的黑暗后,终于肯从指缝里,漏下一丝光。
那束光,依然来自我最爱的爷爷。
1995年的春天,大姑不知从哪里打听清楚了我的处境。她不忍心看我就这样被毁掉,趁着一次回家的机会,悄悄把我从空屋里接出来,一路带着我,坐车去了闾山。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闾山有多远,只知道车越走越远,路越来越陌生,我的心也越来越慌。直到大姑停下脚步,推开一扇门,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却依旧让我魂牵梦绕的人。
是爷爷。
爷爷被接到闾山治病,离开了那个一穷二白的家,离开了随时会被债主拆掉的破屋。他依旧不能动,不能说,眼神浑浊,可在看到我的那一刻,我分明看见,他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泪。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爷爷哭。
大姑站在一旁,把这半年来我怎么被扔在空屋、怎么每天一块钱三个馒头、怎么被打骂、怎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事,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
她一边说,一边哭。
爷爷躺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微弱声音,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
他想动,动不了。
想说话,说不出。
想抱我,抬不起手。
我小小的身子,一步步挪到炕边,轻轻拉住爷爷枯瘦如柴的手。
那只曾经牵着我去铁路边捡煤块、曾经把我抱在怀里取暖、曾经把食堂省下来的馒头塞给我的大手,如今瘦得只剩一层皮,冰凉,无力,轻轻一碰,都让我心疼得发抖。
“爷爷……”我哽咽着,喊出这半年来憋在心里无数次的两个字,“我想你……”
爷爷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用尽全力,轻轻回握了我一下。
那一下很轻,很轻,可在我心里,重千斤。
大姑抹掉眼泪,看着爷爷,一字一句道:“爹,小铁不能再跟着他爸了,再待下去,这孩子就毁了。他已经九岁了,别的孩子都上学了,他连学堂门都没进过。您就算不为自己想,也为这孩子想想,让他上学吧。”
上学。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劈进我死寂的心里。
我从来不敢想。
不敢想我能背着小书包,走进亮堂堂的教室。
不敢想我能坐在桌子前,拿着笔,跟着老师读书写字。
不敢想我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堂堂正正做个学生。
那是我藏在心底最深、最不敢说的梦。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实现。
爷爷听完,眼泪一直流,喉咙里不断发出急切的声音,像是在拼命答应,像是在说:“让他上!一定要让他上!”
大姑叹了口气:“可是爹,上学要借读费,要花钱。咱们家这情况……”
爷爷突然拼尽全力,抖动着手,指向柜子的方向。
大姑愣了一下,走过去打开柜子,从最里面,翻出一个用布层层包裹的小包裹。
打开的那一刻,我和大姑都愣住了。
里面是一沓沓皱巴巴的零钱,有一块的,十块的,最大的面额也不过五十。一张一张,叠得整整齐齐,被布裹得严严实实,一分不少。
那是爷爷在镇政府当厨师时攒下的血汗钱。
那是他生病后,亲戚朋友探望他时,一点点塞给他的救命钱。
那是他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买药,一分一分,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
大姑数了一遍,整整两千五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