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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推行募兵制埋下兵变的种子（第3页）

没承想，他的话音刚落，耳边就响起了反对意见。

“臣以为不可。”

说话的，正是张说。

“臣听说‘刑不上大夫’，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大夫与君主关系密切，所以在君主的日常熏陶下会养成羞耻之心，这也是‘士可杀，不可辱’的根本原因。之前臣奉诏巡边，其间听说陛下曾经在朝堂上杖打姜皎，姜皎毕竟官居三品，也曾立下一点功劳，他犯下了罪，该处死就处死，该流放就流放，为什么要像对待奴隶一般轻率地予以杖打侮辱呢！姜皎的事过去就过去了，现在也不能弥补什么了。在裴伷先这件案子中，裴伷先的罪状根据国法应当予以流放，陛下切不可再重蹈覆辙啊。”

张说的这番话恰好说到了李隆基的痛处，让他想到了因自己的冲动而惨死的好友姜皎，生出了同理心，最终同意只对裴伷先实行流放。

裴伷先逃过了一劫，张嘉贞却气得不行。退朝后，他便三步并作两步堵住了张说的去路，气势汹汹地指责他说话说得太过分，完全不给自己面子。

面对张嘉贞的责难，张说心不慌手不抖，只是缓缓地回答道：“你我身处宰相之位，那是运之所至，岂能一直当下去？假如国家的大臣都可以被随意杖打，公开侮辱，只怕这事迟早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方才说的那番话并非为了维护裴伷先，而是在替天下所有的士大夫仗义执言！”

张说的话说完了，张嘉贞无话可说。但这事情并不算完，因为两位宰相的梁子就此正式结下了。二人随即进入了彼此互相观察，找机会扳倒对方的对峙阶段。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都没能发现对方在工作或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可抓。但也就在此时，张嘉贞组团作战的弱点开始显露了出来，他的亲弟弟张嘉祐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被发现存在贪污腐化的行为。按理说这个时候张说应该果断出手，命人深挖张嘉祐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网络，争取把张嘉贞卷进来才是。然而张说却并没有这么做，得知张嘉祐出事后，张说第一时间出现在了慌乱不已的张嘉贞面前。他告诉张嘉贞为今之计应该即刻停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赶紧回家去换身素色衣服，代替自己的弟弟跪在宫外待罪，争取同样重视手足之情的李隆基的同情。

张嘉贞认为张说说得很有道理。想当年，皇帝陛下确实曾因为想念在边地做官的弟弟，特意调张嘉祐到张嘉贞任职的地方工作，有着这样的一段过往，张嘉贞相信只要自己能够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感动皇帝，就能救出弟弟。

张嘉贞按照张说的计策去执行了，可他在宫外等了整整一天，最后等到的却是弟弟张嘉祐因贪污之罪，贬浦阳府折冲，而自己被免去宰相职位，出为幽州刺史的调令。

到了这个时候，张嘉贞才终于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那个张说算计了。不声不响地中途丢下工作让人找不到，这叫作玩忽职守；亲弟弟坐实贪污，不大义灭亲和主动认错反而想帮其免罪，这叫作徇私枉法。正是这两条罪名加上张说恰到好处的推波助澜，促成了张嘉贞从人生的巅峰处跌落。

二月十三日，张嘉贞黯然离京，走人前留言如下：

“中书令的职位本来就有两个编制，你张说何必如此相逼！”

张说是在张嘉贞离职后的第四天接任中书令的职务的，相较于被他设计赶走了的那位前任，张说的位子坐得更稳。这是因为李隆基本人是个重度文学爱好者，非常关注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张说则是当时公认的文学圈子中的顶流文化名人。

张说和苏珽因为文章写得好，几乎包揽了当时朝廷所有重要文件的撰写，因而被时人合称为“燕许大手笔”。事实上，李白、杜甫这些盛唐气象代言人级别的大诗人出现前，张说才是大唐诗坛的领军人物。比如说他的《送梁六自洞庭山》就被誉为唐诗由初唐进入盛唐的标志之作。

正是由于张说是个多面手，李隆基在委之以军国重事外还把振兴文化事业的重任一并交给了他。在李隆基的指定下，张说以修书使的身份担任了旨在推动文学事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丽正书院的实际负责人，兼管书院日常事务及院内的文学创作，像大家熟知的贺知章就曾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

张说虽然在主持政事堂工作后，正职加各种兼职的工作量很大，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清醒的头脑。在分析了姚崇、宋璟等前辈出任宰相的历程后，张说更加坚定了一个他自入朝以来就确定的认识：纵使有通天之才，如果不能保证李隆基对你的信赖，那再怎么有能耐，再怎么有政绩，也难免要重蹈前辈们的覆辙。

所以问题来了：怎么做才能让李隆基一直器重并信任一个人呢？

张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苦思冥想后，给出了他的答案：让李隆基感激自己。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张说决定请李隆基去封禅。

开元十二年（724），中书令张说送上了一份奏表，表文很长，这里就不赘述了，反正主要是歌颂皇帝陛下的各种英明。但与以往给李隆基拍马屁的奏表不同，张说在表文的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终极诉求——请李隆基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消息一出，整个官场都轰动了。

因为封禅泰山这件事非同寻常，不是简单去泰山打个卡留下一处到此一游的印记就完事了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对皇帝、对国家都有着重要政治意义的出行。要知道，在李隆基之前去泰山完成祭祀天地仪式的也就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以及李隆基自己的祖父唐高宗李治了。

在绝大部分人的心中，真正称得上够资格去的，必须得是秦皇汉武这种大神级水平，就连奇迹般地实现了大汉中兴的光武帝刘秀都显得有些不够格。至于本朝高宗皇帝的那一次，大家无一例外地认为全都是被武后逼迫所致，为的是借机彰显她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视作一次往事不堪回首的闹剧。闹剧有一次就够了，在后世丢人也最好丢一次就好，不要再折腾了。

而正是出于对这一民意的认知，就在张说提出封禅申请的当天，一般遇事不发表任何意见的源乾曜竟然破天荒地表了态，明确表示反对张说的这一意见。为此源乾曜同志甚至不惜打破他经营多年的隐形人的人设，做出了要与张说辩论的架势来。

张说并没有理源乾曜的茬，他很清楚，源乾曜和其他人同不同意并不重要，如果被卷入同反对派大臣的口舌之争中，反而会让事情复杂化。因此张说认定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耐心地等待，等那个人给出最终也是最有决定性的答复。

李隆基没有让张说等待太长时间。这一年的十一月，李隆基就明确回复，表示准备在明年的十一月十日举行封禅大典。同时，朝廷委任张说为封禅筹备组的负责人，带领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縚等策划封禅时所需的礼仪流程，并对不合时宜的旧仪程加以改正。

平心而论，李隆基决定封禅泰山并不算是托大。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大唐已经开始显示出强盛的气象。由于李隆基关注民生，特别注重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全国各地的治理水平及老百姓的生活幸福程度都出现了明显提升，户部所掌握的户口总数已经达到了七百多万户，也就是约四千万人。虽然国家的人口数字在不断增长，但李隆基治下的老百姓们并不需要担心陷入内卷，因为从开元十年（722）以来连续数年国家都是风调雨顺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物价常年平稳，甚至还出现了粮价走低的状况。比如开元十三年（725）东都洛阳的市面上一斗米最贵才十五钱，至于像青州、齐州这样的地方小州五钱就能买到一斗米，三钱就能买回一斗粟，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家给人足，户户殷实。

与此同时，大唐在国际上也日益凸显出它的竞争优势。当时在欧亚大陆上（考虑到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半开化状态，此处也可以说成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大唐与突厥、吐蕃、大食四大强权并立的局面。作为大唐的老对头，突厥早就被**得服服帖帖了，加上他们的前可汗阿史那默啜死后一度大乱内斗了好些年，好不容易才恢复一些元气，所以根本不敢同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作对，除了时不时要求与大唐和亲，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戏份。吐蕃那边倒是动作很多，经常打西域的主意，还一度出兵包围了身为大唐西域门户的属国小勃律。然而吐蕃没有嚣张太久就遭到了打脸反击，大唐北庭的驻军在节度使张嵩的率领下用一次漂亮的奔袭战几乎全歼了包围小勃律的数万吐蕃军队，这一仗过后吐蕃人很是消停了几年，不敢再骚扰唐朝的边境，而且依附吐蕃多年的吐谷浑也在深刻洞察天下大势后果断与老大哥翻了脸，主动投入了大唐的怀抱。至于曾与吐蕃短暂结盟，同样对西域觊觎已久的大食其实并没能见识到唐军的威武雄壮，便被大唐的小弟、西突厥的突骑施可汗苏禄率军三战三捷，赶出了阿姆河北岸。

所以，李隆基的表现是足以领取一张去往泰山封禅的入场券的。事实上，当时的大臣们也不是没有人看到李隆基的这一系列堪与唐太宗媲美的成绩，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除了考虑到唐高宗李治那次留下了诸多诟病外，更多的可能还是为了借机显示他们对李隆基某些行为的不满与抗议，以及对一个人的深切怀念。

那个人就是李隆基的结发妻子王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