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隆基大笔一挥,将表现突出的张说晋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样,在唐朝都是给予事实上的宰相的一种认证性质的加衔。但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衔相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更为正式和高端一些,李隆基给予张说这一加衔意味着他对张说的认可程度超过了政事堂里现在的那两位。
其实张说也完全没有把政事堂里的两个现任宰相当回事,在他看来,真正称得上威胁的不在那里,而在离退休干部的队伍里。可是没等张说制订好一个完整的应对计划,他就得到了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姚崇过世了。
开元九年(721),是姚崇人生中的最后一年。对于即将与这个世界告别这件事,姚崇早已心中有数。他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清清楚楚,安静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然而张说回归朝廷的消息打破了姚崇的平静,这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在确认了朝廷对张说的新任命后,马上召集了自己的几个儿子嘱咐道:
“张丞相与我不和,我们二人积怨颇深,想必你们都是知道的。不过此人从年轻时就爱慕奢侈的生活,尤其是喜爱各种奇珍异宝,我死之后,只需如此这般就不用担心他来找咱家的麻烦。
我死之后,因为毕竟和我曾经共事过,出于礼貌,张说肯定会来吊唁。这个时候你们要将我平生积攒的所有奇珍异宝都拿出来,罗列在帐前,假如他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要马上规划后路,我们全家就要大祸临头了;但如果他看了,我们家就安全了,你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宝物全部列个单子然后统统送给张说,借机请他给我写神道碑上的碑文。一旦拿到了张说写好的文稿,就要立马请人誊写送给皇帝审阅,同时安排人备好砻石时刻准备着镌刻上这篇文章。张丞相判断事情的反应比我慢,几天之后他肯定会后悔,如果他以修改文中字句为借口想追回碑文,你们就把已刻好的碑给他看,并说这件事已经报告给皇帝了。”
姚崇交代完这件要事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接下来的一切,都如姚大编剧的剧本所写的那样一一上演:张说在办丧事的当天如期出现,在吊唁了姚崇并向遗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和沉痛的哀悼后,他的眼睛就开始聚焦在了姚崇留下来的几件古玩摆件上。姚崇的儿子们见状就立即像姚崇所嘱咐的那样请张说撰文。不得不说,张说的确撑得起文章大家的名头,没几天他就把文章写好。这篇文章据说写得文采斐然,并且张说在文中给了老对头极高的评价,姚家人读了之后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当然了,他们并没有因此忘了老头生前的交代,根据计划姚家人一直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又过了几天,张说果然后悔了。他派人到姚家索要手稿,给出的理由也和姚崇讲到的一模一样,但当使者看到了已经刻好的碑并被告知此事已经跟皇帝报备后,只好空手而归。
而在听完使者的汇报后,张说当即意识到他被姚老头算计了。自己已经公开表示对人家老姚推崇备至,之后如果再出手报复姚家的人就显得自己太掉价了。于是张说先生只能在捶胸追悔之余,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死姚崇尚且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我的水平比姚崇实在是差太远了!”
但无论如何,这个超越自己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接下来将是张说驰骋天下的时代。
张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裁军。
自从西魏权臣宇文泰创造性地模仿北魏的八部落制度建立府兵制以来,到李隆基在位的这会儿府兵制已经运作了将近两百年。虽然这一制度确立后一直在与时俱进地被不同时代赋予新内容,但在经历了李世民时的顶峰期后,府兵制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因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作为府兵制经济基础的均田制随之崩坏,府兵制已经无法保证兵农合一的形态了,再加上唐高宗、武则天在位期间,从对外战争到对内平叛一直就没消停过,致使府兵们往往服役时间过长,无法实现正常轮休,自然家里的田地也就荒废了,在沉重的兵役和后勤负担下,当兵的纷纷逃亡。到了李隆基即位的时候,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兵员枯竭,没法向长安输送宿卫士兵的现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无外乎兵和钱这两样事物,现在兵源上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制度性问题,李隆基肯定不能视而不见,不采取补救措施。一开始,李隆基是打算用调整服役适用的年龄范围来减轻当兵的负担,重新激发制度的活力。可是推行下去后却没有丝毫起色。于是在第一次尝试失败的五年后,李隆基又下诏将折冲府每三年挑选一次服役兵员的周期延长到每六年。李隆基这回政策调整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通过延长现役府兵的服役年限,至少保证朝廷目前有足够多的兵可以用,二也是为了借助延缓挑选时间的办法来避免出现大范围的逃亡现象,维护社会的稳定。
平心而论,李隆基的这一补救措施是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但只是短期有效,稍微延长了府兵制的维持时间而已,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要从根源上逆转兵员枯竭的问题,还得有更多具有从政、从军双重经验且脑子活泛点子多的人来给对策、想出路,比如张说。
“裁军二十万?!”
当李隆基听到张说的这一建议时,他非常怀疑自己的耳朵和张说的脑子之中一定有一个出了大问题。
要知道唐朝边境驻守的军队人数也就是六十余万人,明明现在兵员数量吃紧,朝廷即将面临无兵可用的危险境地,还主动要求裁军,还要裁二十万之众,不是有病吗?
然而没等李隆基张口呼唤御医前来,他就听到了张说坚定的声音。
“臣久在疆场,对边境上的情况比较了解。如今边军虽然人数很多,但具备征战能力的并没有那么多。有相当数量的士兵不过是替边防将帅们当卫兵或是给他们充当私人奴仆罢了。况且要做到克敌制胜,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士兵。以陛下之英明威武,四夷畏惧天威,本来就不敢轻易出兵生事,所以您不用担心裁减兵员会招来贼寇侵扰。倘若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的话,臣请以全家百口人命做担保。”
张说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李隆基便没有犹豫地批准了裁减二十万士兵的退役还农计划。
事实上,裁军只是张说进行军制改革的第一步。张说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并非进一步调整完善府兵制,而是用一种全新的兵制取代它。
在完成了裁汰军中老弱士卒的工作不久,张说就正式向李隆基提出了他的方案:采用招募的办法,以优厚的待遇,精选各地壮士组建一支专职征战的部队。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实现行业的职业化、专业化。
对于张说的这个建议,李隆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命令兵部设立了几个试点先试验了一番。
不试不知道,一试真不得了。也就是短短十天的时间,朝廷便募得精兵一十三万人。由于这支新军的内部条令条例经过张说亲自优化,服役期限明确且有所缩减,更重要的是士兵本身不再自行负责武器和军粮,而是统一接受兵部供给,打赢了还有更多钱赚,受伤或战死了也有补贴,因而新军的战斗意志极强,装备也更为精良,投放到战场上的表现极为给力。
受此鼓舞,李隆基在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二十六日,派遣尚书左丞萧嵩会同京兆尹、蒲州、同州、岐州、华州刺史从辖地的府兵和百姓中再行遴选招募,这一次算上已有的精锐潞州长从兵,又一次性收获了十二万量级的优质部队。
因为这支部队随后被李隆基委以宿卫京师的重任,所以该部自此号称“长从宿卫”。当然了,不久之后他们会获得一个更为人知的称谓——彍骑。
此时此刻,无论是李隆基还是张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兵制的一次大变革,揭开了大一统王朝实行募兵制的序幕。自此直到宋元明清,募兵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组建军队的主要途径,职业化后的军队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和更过硬的素质,因而可以保护我们这个民族一路走来并帮我们奠定了如今的中国版图。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因而有时难免会出现兵将长期共处,致使某部分军队只认主将,不认皇帝的现象,这就为军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后来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募兵制的副作用。
但在当时,特别是李隆基先生锐意进取的开元初年,募兵制的优势是显著的。张说凭此一跃成为李隆基面前的头号红人,风头完全盖过了政事堂里主政的张嘉贞。
对于张嘉贞,张说其实很是熟悉,因为当年他在兵部做侍郎的时候,张嘉贞是他手底下的兵部员外郎。可是张嘉贞显然并不把张说这个老首长放在心上,自打张说进了政事堂,张嘉贞就一视同仁地把老首长当寻常下属来使唤,搞得张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然而张说毕竟是张说,他从不把内心的不爽表露出来,反倒是在人前人后都对张嘉贞表现得很恭敬,所以两个人共事起来还算融洽。不过鉴于两位张宰相都属于很有自己主意且很强势的人,因而几乎所有人都确信张说和张嘉贞迟早会有一决雌雄的时刻。
事实证明,大部分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张说和张嘉贞很快就发生了争执,而二人冲突的焦点则是一个叫作裴伷先的人。
这位裴伷先任广州都督时,因为犯了事儿被李隆基派人抓回了长安治罪。考虑到他是曾遭武则天冤杀的名臣裴炎的侄子,李隆基特地召集了几位宰相来一起商议如何量刑才好。
张嘉贞作为政事堂的宰相一把手表态认为,应该依照惯例行事,对裴伷先执行杖刑,打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