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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何昌的供词（第4页）

“不是我取的。是震霆取的。”霍守业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苦涩，“我把祖窑的位置告诉了震霆。他那时在香港做生意，资金链出了问题，急需一笔钱。我说祖窑里有商代祖鼎，价值连城，但不能动。他说他只是去看看。我信了。”

“他取了？”

“他取了。不是祖鼎。祖鼎太显眼，他不敢动。他取走了密室里的青铜卣和铜印，通过周明远卖到了香港。然后用那笔钱渡过了资金难关。”霍守业的手在膝盖上微微攥紧，“我知道以后，去找他。他说，哥，祖鼎还在，我只是拿了两件小的。霍家的信物，还是霍家的。”

“你信了？”

霍守业没有回答。他抬起头，看着单向玻璃。他的眼神在玻璃的反光里显得很空，像青石沟干涸的溪床上那些被水流冲刷了几百年的卵石，表面光滑，内里中空。

“我选择了沉默。”他说，“因为一旦揭发震霆，霍家的名声就彻底毁了。我父亲守了一辈子的东西，就变成了笑话。我对自己说，祖鼎还在，青铜卣和铜印只是暂时寄存在震霆那里，等他把生意做好了，会赎回来的。”

“他没有赎回来。”

“没有。他用那两件器物作为敲门砖，进入了国际文物走私的圈子。从买家变成卖家，从卖家变成组织者。周明远是他大陆的代理人，何昌负责造假，何盛负责运输，刘建明在文物系统提供保护。我——”霍守业的声音停顿了一下，“我负责鉴定和定价。”

“你是‘老板’。”

霍守业沉默了很久。审讯室的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将每一根白发都照得清清楚楚。

“那个称呼，是震霆起的。”他说，“他说，哥，你在北京，人脉广，眼力好，你来做‘老板’。不用出面，只需要帮我把关，告诉我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东西不值钱。我没有拒绝。”

“为什么没有拒绝？”

霍守业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是一双常年鉴定文物的手，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因为我贪。”他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我父亲守住了祖鼎，守住了承诺。震霆选择了利益。我——我两样都想要。我想让祖鼎永远留在青石沟，又想让震霆的生意不要出事。我以为我可以站在中间，两头兼顾。”

他抬起头，看着单向玻璃。玻璃上他的影子苍老而疲惫。

“但中间，是站不住人的。”

审讯结束后，李队将霍守业的供词复印件递给陆时衍。走廊里的灯光很亮，将供词上的每一个字都照得清清楚楚。

“他交代了2001年4月10日到12日的全部行程。”李队说，“4月10日，他飞到西安，周明远接机。当晚在茶馆，周明远告诉他，陆文渊在青石沟发现了小窑室，正在扩大发掘，很快就会发现密室和祖鼎。周明远提议，像处理苏振海一样处理陆文渊——制造事故，伪装意外。霍守业说，他当时反对了。”

陆时衍的目光在供词上移动。霍守业的原话是——“我说不行。陆文渊是考古院的正式研究员，不是苏振海那样的修复师。他出事，上面会追查。周明远说不用我们动手，刘建明会安排。刘建明当时在场，他没有说话。我说，你们自己做，我不参与。第二天我就飞回了北京。”

“他没有参与。”苏砚之说。

“他没有动手，但他知情。”陆时衍的声音很平，“他飞回北京的时候，何昌正在去青石沟的路上。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选择了离开。”

李队点了点头。“知情不报，包庇。加上文物走私、盗掘古文化遗址、非法持有文物——数罪并罚，够他在里面待完余生了。”

陆时衍将供词合上，还给李队。

走出审讯室大楼，北京的冬夜冷得像瓷器出窑前的冷却带。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迅速消散。胡同里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轻轻碰撞，发出干燥的声响。

苏砚之将手插在口袋里，走在陆时衍旁边。“霍守业说，霍仲年在回填的泥土里埋了一块石头，刻着‘守者非器，乃道也。取之者，非吾霍氏子孙。’霍仲年用这句话警告了两个儿子。霍震霆没看到这句话，因为他没有亲自去密室，是霍守业替他取的。霍守业看到了，但他还是把密室的位置告诉了霍震霆。”

“他以为只要自己不碰祖鼎，就不算违背父亲的警告。”陆时衍说，“但他忘了，把钥匙交给盗贼，和亲手打开门，是一样的。”

两个人走出胡同，站在东四大街上。夜晚的车流在宽阔的路面上拉成一道道光的轨迹。远处，故宫的角楼亮着灯，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夜色里像一片凝固的火焰。

“霍仲年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了贼，一个成了帮凶。”苏砚之的声音很轻，“他守住了祖鼎，没守住人。”

陆时衍看着她。路灯下，她的侧脸被冷风吹得微微发红，但眼神还是那样——清冷的、专注的、不闪躲的。“霍仲年留了石头，留了警告。霍窑生留了匣钵，留了奠基器。陆文渊留了茶盏，留了绝笔信。”他说，“每一代人都留下了东西。不是所有的留下，都能被好好接住。”

苏砚之从口袋里取出那只青釉茶盏。她一直随身带着，用软布裹着，像一个小小的、温热的生命。茶盏在路灯下泛着青黄的光，盏心的五瓣梅花安安静静地开着。

“这一件，接住了。”她说。

陆时衍接过茶盏，托在掌心里。北京的冬夜很冷，但器物是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