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诚说两天,他们走了三天。
不是阿诚骗她,是她的脚走不快。脚底板的伤还没好利索,每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疼得她满头大汗。阿诚走在前头,时不时回头看她一眼,放慢脚步,等她跟上来。他没有催她,也没有说“要不要歇一会儿”,他知道她不会歇。
第三天傍晚,他们翻过最后一座山,眼前豁然开朗。
阿沅站在山坡上,看见了有莘氏。
那是一个很大的聚落,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数百间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房屋不是台地上那种用树枝和茅草搭的临时棚子,是用木头和泥土盖的,有的甚至用了石头垒墙,看起来结实得很。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炊烟从几十个屋顶同时升起,在黄昏的天幕下袅袅地散开,像一层淡灰色的纱。
聚落周围是大片大片的田地,种着黍和稷,绿油油的,在夕阳的余晖里泛着金绿色的光。田埂上有人在收工,扛着石锄,牵着牛,三三两两地往村里走。孩子的笑声从村子里传出来,脆生生的,像一串被风吹散的铃铛。鸡犬之声相闻,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是一个活的、热闹的、正在过日子的地方。
阿沅站在山坡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东西。不是距离,是时间。她来自四千年后,她知道这里的一切终将变成废墟,变成泥土,变成考古探方里的一层层堆积。可此刻,它是活的。炊烟是真的,孩子的笑声是真的,那些扛着石锄收工回家的农人脸上的疲惫是真的。他们不知道四千年后会有一个人站在山坡上看他们,他们只管过日子,生火做饭,养儿育女,春种秋收。
阿诚站在她旁边,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那就是有莘氏了,”他说,“大人就在那里。”
大人的就在那里。
这六个字像六根针,一根一根地扎进她心里。不疼,可她知道它们在那里,扎得很深,拔不出来。
“走吧。”阿沅说。她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稳。
阿诚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低下头,领着她往下走。
下山的路比上山好走,可阿沅走得很慢。不是走不快,是不想走快。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怕见到他?怕见不到他?怕他变了?怕他没变?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每走近一步,心跳就快一分,快到她觉得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
她想起了很多事情。
想起第一次在洪水里遇见他,他从水里走过来,眉头拧成一个川字,把一件短褐扔给她,凶巴巴地说“穿上”。想起他把粥让给她喝,自己饿着肚子,她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她问累不累,他说累。想起他说“不管你来不来,我都会等”的时候,声音闷闷的,被雨水吞掉了一大半,可她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想起他站在棚口,说“你看着我”,她没有回头。想起他站在台地边缘的石头上,一个人,面朝南方,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着,没有节奏。
她还想起了弃说的话——“你走了,他才安全。”
她走了吗?没有。她来找他了。她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不知道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不知道帝舜的使者还在不在,不知道那道赐婚的旨意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她什么都不知道,可她还是要来。因为她答应过他,不管来不来,她都会来。不管等不等,她都会等。
现在她不等了。
她来找他了。
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阿诚停下来,指着前方一棵巨大的槐树。
“那是村口的老槐树,”他说,“有莘氏的人说,这棵树比他们的部落还老。”
那棵槐树真的很大。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遮住了半边天。树干粗得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树根从地里隆起,像一条条虬龙的脊背,盘踞在地面上,又扎进土里。
槐树下坐着几个老人,在乘凉聊天。还有几个孩子在树下追逐打闹,笑声尖尖的,脆脆的,在暮色里回荡着。
阿沅站在远处,看着那棵槐树,看了很久。
她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看那些孩子,看他们无忧无虑地跑着笑着,不知道有一个叫伯禹的人来到了他们的部落,不知道他要在这里成亲,不知道他的新娘不是她。也许是在看那些老人,看他们脸上的皱纹,看他们手里的旱烟,看他们慢悠悠地说话的样子,像爷爷。爷爷也喜欢抽旱烟,也喜欢坐在树下和人聊天,也喜欢在傍晚的时候看着天边的云,说“明天是个好天气”。
她的眼眶热了。她深吸一口气,把那股热意压了回去。
“走吧,”她对阿诚说,“进村。”
阿诚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槐树,表情有些奇怪。
“怎么了?”阿沅问。
阿诚犹豫了一下,指着槐树后面的那片空地。
阿沅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