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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廷尉府来客(第4页)

“此处为何单独列出?”

沈墨看了一眼。那是一笔赊账——商贾从供货方拿了一批货,未付钱,约定三月后结清。他在整理时把它单独列在“赊”一栏,不入“实出”。

“那是赊账。尚未结清,故不入实收。”

“赊账不入实收。”陆衍重复了一遍。不是质疑,是确认。“若最终未还,岂非账实不符?”

“所以每月底要核一次。已还的,转入实收。未还的,继续挂账。确定收不回来的——”沈墨的手指移到副册最后一栏,那里单独列着一小串数字,每一项前面都画着一个黑色的圈,“单列‘坏账’,从盈余中扣除。”

“坏账。”

“就是……收不回来的账。”

陆衍点了点头。他从怀中取出一块木牍和一支炭笔,在上面记了一笔。不是竹简,不是毛笔,是木牍和炭笔——可以在手掌上书写,不必铺展,不必研墨。沈墨注意到,他的炭笔削得很细,笔尖是斜的,可以写出粗细变化的笔画。这不是市面上的普通炭条。是定制的。

对账继续。沈墨的腿又麻了。他换了一条腿。这一次动作大了点,膝盖碰到了案腿,案面上的竹简晃了晃。陆衍伸手按住竹简,没有抬头。

半个时辰过去了。

陆衍翻到第三卷竹简的末尾。他的手指忽然停住了。沈墨的副册显示,某批货物的出库日期是三月十二。而商贾原始账目上,同一批货物的出库日期是三月十五。差了三天。竹简上“三月十五”四个字写得格外端正,与其他潦草的条目形成对比——像是写的时候特别小心。而副册上的“三月十二”是沈墨的笔迹,端正但无甚书法功底,旁边标注着“据口述”。

“这三天。”陆衍的声音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按在了那处日期上,指腹盖住了“三月十五”的“五”字。“货在何处?”

沈墨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翻出自己的原始记录——不是副册,是最初的口述笔录。当时商贾派了一个管家来,口述账目,他一条一条记。管家说三月十二,他就写三月十二。他从不擅改口述人的话——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他可以整理,可以分类,可以画表,但不改数字。每一个数字都是口述人说的,他只负责记录和排列。

“口述有误,还是原始账目有误,我无从判断。”他把那份口述笔录推到陆衍面前,“但我的副册可以作证——墨斋经手的账目,日期据口述人所言记录,从未擅改。”

陆衍盯着那处日期差异。三月十二。三月十五。三天。三天够做什么?够一批货从长安运到茂陵,再从茂陵运回来。够一批货从官仓里调出来,装上私人的牛车,运到城外某个不记名的逆旅,换成另一批货,再运回来。够把一批军需物资——比如本该发往边关的冬衣,比如骑兵马鞍的皮料,比如弩机的铜件——从“在册”变成“不在册”,从“官有”变成“私卖”,从“运往北军”变成“运往匈奴”。

“口述人是谁?”

沈墨报了一个名字。陆衍的眼神又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是确认。他认识这个名字。那是涉案商贾的管家,也是廷尉府正在追查的关键证人之一。管家在向墨斋口述账目时,故意留下了真实的日期。他或许是被胁迫参与贪墨,心有不甘。或许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或许只是知道廷尉府迟早会查到这里,所以提前埋了一个破绽。无论是哪种,那个三月十二的日期,是他故意说给沈墨听的。而沈墨,一个只管整理数字的白面书生,原原本本地把它记下来了。没有改,没有漏,没有“为了方便”而统一成原始账目的日期。

陆衍合上竹简。皮革绳在他手指间绷紧,发出一声极轻的吱呀。

“沈先生的副册,可否借廷尉府一用?”

“可以。”沈墨说,“但要打借条。”

陆衍的手停在半空。

“官府的规矩。”沈墨的语气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刁难,“调取民户物证,需出具借据,注明件数、用途、归还日期,加盖官印。这是《汉律》的规定。”

他读过。他为了对付周吏,在书肆里翻了两天《汉律》。那两天翻过的篇目里,《囚律》有一部分讲的就是证物的调取和保管。他当时觉得这部分跟自己没关系,但还是读了。他上辈子养成的习惯——信息拿到手,先存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

陆衍看了他两息。不是瞪,是看。那种廷尉府的人特有的、审视的、掂量的看。然后他从怀中取出一块空白的木牍。不是竹简,是木牍——廷尉府属官随身携带的空白文书,以备不时之需。他提起炭笔,悬腕书写。字迹端正,一笔不苟。写明了借取物品的名称——墨斋纸本账目副册三卷,用途——边关军需贪墨案证据,归还日期——案件审结后三日内。末尾盖了官印。他拿起木牍,吹了吹印泥,递给沈墨。

沈墨接过。他借门外的天光仔细看了印文——“廷尉府左监陆衍”。左监。廷尉府的左监,秩六百石。不是普通的属官。他把木牍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把木牍放进怀里,贴着胸口。

陆衍起身。他走到门口,拿起靠在门框上的油纸伞。撑开。伞面是青色的,雨水打在上面,发出细密的沙沙声。他跨出门槛,走进了雨里。

走出去两步,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沈先生的账目之法,是从何处学的?”

沈墨蹲在案前,看着面前那堆竹简和纸册。雨声滴答。屋顶漏雨处的陶罐满了,水滴落进罐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而不是之前的“滴答”了。

“……家传。”

陆衍没有再问。青色的油纸伞在灰蒙蒙的雨幕里移动,越来越小,像一朵被水冲走的青苔。

沈墨坐在门口,看着那朵青苔消失在巷口。他忽然想起,自己忘了倒陶罐里的水。

陆衍第三次来墨斋,是在第五日的傍晚。

雨停了。长安四月的雨就是这样,下起来没完,停得也突然。午后还是阴沉沉的,到了申时,云层忽然从西边裂开一道缝,阳光从那道缝里倒下来,像一缸打翻了的金色染料,泼在长安城的屋顶上。湿漉漉的茅草泛着金光,青石板路上的水洼映着天光,整条章台街像一条被晒暖了的河。

沈墨正在收拾铺面准备关门。他把搁架上的纸摞整齐,把案上的笔墨收进匣子,把坐榻上的蒲团拍松。蒲团是韩安从家里拿来的,一共两个,说“万一有客人等久了,总不能让人坐地上”。沈墨当时觉得多此一举——墨斋才多大,能有什么客人等久了。现在那两个蒲团都被坐出了凹痕。韩安的先见之明,他从来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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