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吃完了面包,抬起头看了米哈伊尔一眼,眼神里没有感谢,也没有别的什么,只有一种平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你喂了我,我吃了,就这样。然后它转身走回铁轨下面,消失在枕木和碎石的阴影里。
米哈伊尔蹲在土坡上,把手心里的面包屑拍了拍,站起来。膝盖蹲得有点发麻,他原地跺了两下脚,等麻劲过去,然后往回走。
他边走边想那只猫。猫不会问“以后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日子”,猫有吃的就吃,没吃的就饿着,不计划明天。人跟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会想明天。但想明天有什么好处呢?明天不会因为你提前想过就变得更好。只会让你在今天就已经开始为明天发愁。
他决定以后少想一点明天。
五月中旬,学校组织了一次野游。
说是野游,其实就是走到城外的草地上坐半天,做做游戏,吃点东西。地点在城西的一个小山坡上,从学校走路过去要四十分钟。罗曼诺娃老师让大家排成两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她在前面带队,边走边喊“一二一”,让大家脚步整齐。但走不了几十步队伍就散了,后面的跟不上前面的,前面的等后面的,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长串稀稀拉拉的人流。
米哈伊尔走在男生队的中间。前面是谢尔盖,后面是一个叫维克多的男孩。维克多跟他不是一个班的,米哈伊尔不太认识他。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
到了山坡上,罗曼诺娃老师让大家把带来的食物放在一起,铺了一块布在地上,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午餐”——每个人拿出自己带的东西,大家一起分着吃。有人带了面包,有人带了煮鸡蛋,有人带了腌黄瓜,有人带了一小罐果酱。谢尔盖带了三块肉饼,猪肉的,煎得焦黄,香味一拿出来就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罗曼诺娃老师把肉饼切成小块,每人分了一小块,刚好够塞牙缝。米哈伊尔分到的那块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但他嚼得很慢,把肉味留了很久。
米哈伊尔带的是四片黑面包、半根腌黄瓜和一小把盐——盐是用纸包着的,他怕面包没味道,蘸着盐吃能多咽几口。他把面包掰开,撒了一点盐在上面,一片一片地吃着。旁边一个叫娜斯佳的女生看了他一眼,把自己带的一个煮鸡蛋掰了一半递给他。娜斯佳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头发扎着两条辫子,辫梢系着红色的蝴蝶结。米哈伊尔看了看那半个鸡蛋,又看了看娜斯佳的脸。娜斯佳的眼睛是棕色的,很大,睫毛很长,她看着米哈伊尔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同情,也没有别的什么,就是很普通地递给他半个鸡蛋。
“谢谢。”米哈伊尔接过来,没有立刻吃,攥在手里。
“不用谢,”娜斯佳说,“我妈多给我带了一个。”
米哈伊尔把那半个鸡蛋吃了。蛋白有点凉了,蛋黄有点干,噎得他咽了一下。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半个鸡蛋,不是因为味道,是因为它是别人给的。不是施舍,是分享。
午餐后,罗曼诺娃老师让大家围成一个圈做游戏。游戏的内容是传球——一个人拿着球,喊另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把球扔过去,那个人接住了再喊下一个人的名字。球是一个瘪了的皮球,气不足,扔起来飞不远,接的时候要跑两步才能接到。
米哈伊尔接到了两次球。第一次是谢尔盖扔给他的,他喊了一声“米哈伊尔”,球就朝他飞过来了。米哈伊尔伸出双手,球砸在他手心里,咚的一声,他抱住了。然后他看了看周围的人,看到一个他不记得名字的女生,就把球扔过去了。女生接住了,他松了一口气。
第二次是罗曼诺娃老师扔给他的。老师喊他名字的时候,声音比其他人更清楚,像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的。米哈伊尔接到球以后,犹豫了一下,把球扔给了娜斯佳。娜斯佳接住了,朝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阳光下很亮,亮得米哈伊尔把目光移开了。不是不好意思,是那种亮让他想起了一些别的东西——很久以前的事,他以为已经忘了的事,其实没有。
野游结束后,大家往回走。米哈伊尔的腿有点酸,脚后跟在鞋里磨得有点疼,但他没有说。他跟在队伍里,低着头看自己的影子。下午四点的太阳把人的影子拉得比人长很多,影子走在他前面,像一个瘦长的陌生人。他看着那个陌生人走路的姿势,发现跟自己一模一样——左脚迈出去,左手往后摆,右脚迈出去,右手往后摆。那是他的影子,是他自己。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也像影子,是一个跟着他的陌生人。你以为你在想一件事,其实是那个影子在想。你控制不了影子,也控制不了那些想法。它们跟着你,你走到哪儿它们跟到哪儿,甩不掉。
六月的一天,米哈伊尔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轿车是“吉斯”牌,又长又黑,车身上蒙了一层灰,说明它来了有一阵了。车门关着,车窗是烟灰色的玻璃,看不见里面。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是一个穿灰色制服的男人,戴着一顶制服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个额头和一双不看任何方向的眼睛。司机的手搭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蜡像。
米哈伊尔从轿车旁边走过去的时候,闻到一股汽油和皮革混在一起的气味。那种气味不属于社会主义大街,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一个他只在报纸上见过但没有进去过的世界。他上了楼,走到家门口,发现门是关着的,但门缝里透出声音。
他没有马上进去。他站在走廊里,耳朵贴着门板,听里面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不是李森科同志,是另一个他不认识的人。那个声音在说话,说的内容他听不太清,但语调很客气,客气得像医生在跟病人说“没事的”。然后是他妈的声音,比平时小,小到几乎听不见。然后又是那个男人的声音,这次更低了,低到像在喉咙里自言自语。
米哈伊尔推门进去。
房间里多了一个人。那人穿着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系着领带——领带是深红色的,打了一个很规整的温莎结。他坐在桌边,他妈的对面,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没有喝,水面上浮着一层茶沫。他看见米哈伊尔进来,转过头来,脸上露出一个微笑。那个微笑不大不小,不冷不热,刚好够用——像一把尺子量过的。
“这是你儿子?”那人问他妈。
“是的,”他妈说,“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那人把名字重复了一遍,发音很标准,每个音节都咬得很清楚,“好名字。圣米哈伊尔,天使长,上帝的战士。”
米哈伊尔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动。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他来干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到天使长。他只知道这个人坐的那把椅子是他爸以前坐的,他的杯子——那个搪瓷杯,杯口有一小块磕掉的缺口——正放在那个人面前,里面装着不是他家的茶(他家的茶叶早就喝完了,杯子里的茶沫可能是那个人自己带来的)。
“米沙,”他妈说,“去走廊待一会儿。我跟这位同志说事情。”
又是“去走廊待一会儿”。米哈伊尔把门关上,退到走廊里。这次他没有留门缝,门关紧了,什么也听不见。他站了一会儿,蹲下来,在走廊的地上捡起一小块炉灰,用指尖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圆的起点和终点没有连上,留了一道缺口。他看着那个有缺口的圆,用鞋底把它抹掉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门开了。
穿灰色西装的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走到米哈伊尔面前,停下来,低头看着他。米哈伊尔抬起头,跟他对视。那人的眼睛是浅灰色的,眼神很安静,像冬天的湖水,表面不动,底下不知道有多深。他看着米哈伊尔看了几秒钟,然后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那只手很轻,拍在肩膀上像落了一片无力的叶子,几乎没有重量。
“好好上学,”那人说,“听妈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