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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一九四八年四月，米哈伊尔在兵役委员会门口站了四十分钟。

他是第一个到的。不是因为他积极，是因为他昨晚没睡好。天还没亮他就从桥墩下面爬起来，把毯子叠好塞进帆布包里，用冰冷的自来水抹了一把脸，然后走进了暮春的晨雾里。到兵役委员会的时候，大门还关着，门上的木牌在风里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吱嘎声。他把帆布包放在脚边，靠着墙蹲下来等。

天亮得很慢。从灰到白，从白到亮，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拧一个调光开关。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了，一个推着板车的老头从面前经过，板车上堆着几个空木桶，木桶在坑洼的路面上颠簸，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老头看了米哈伊尔一眼，目光在他身上的旧军毯和女式毡靴上停了一秒，然后走过去了。

兵役委员会的门在六点二十分开了。出来的不是工作人员，是一个扫地的老头，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大褂，拿着一把秃了头的扫帚。他扫门口的台阶时扫帚扬起一片灰，米哈伊尔往旁边挪了挪。老头扫完台阶，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米哈伊尔，说：“来当兵的？”

“对。”

“来早了。”老头把扫帚靠在门框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卷，叼在嘴里点上，吸了一口。“八点才来人呢。你找个地方坐着等吧。”

米哈伊尔没有找地方坐。他站在门口继续等，把帆布包换了个肩膀背着。七点左右，来了第二个人。也是一个年轻人，比他高半个头，肩膀宽，穿着一件新棉袄——不是旧的，是新的，棉絮鼓鼓的，领口和袖口都没有磨白的痕迹。他走过来的时候步子很大，像走正步一样，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他走到米哈伊尔面前，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也是这拨的？”

“嗯。”

“叫什么？”

“米哈伊尔。”

“我叫格里沙。格里沙·别列日诺伊。”年轻人伸出手。米哈伊尔看了看那只手，手掌大，手指粗，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油泥——可能是在修车厂或者机械厂干过活的。他伸出手握了一下，格里沙的手很有力，握得他的骨头生疼。

“从哪儿来的？”格里沙问。

“就这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我克洛沃的。听说过吗？离这儿四十公里。我昨天坐火车来的，住了一晚上旅店。”格里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又抽出一根递给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摇了摇头，格里沙把烟塞回盒子里，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大团烟雾。“不知道把咱们分到哪儿去，”他说，“最好是坦克部队。我开过拖拉机，坦克跟拖拉机差不多。”

米哈伊尔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坦克跟拖拉机差多少，但他觉得应该不少。至少坦克上有机枪，拖拉机上没有。拖着犁耙在地里翻土和拖着炮塔在战场上冲锋，大概不是同一回事。但他没有说出来。

人越来越多。到七点半的时候，兵役委员会门口已经站了二十几个人，都是十八到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人在笑，有的人板着脸，有的人在抽烟，有的人在跟旁边的人聊天，有的人像我一样靠墙站着不说话，看着这群素不相识的同龄人。

一个剃着光头的瘦子在大声讲一个笑话，说一个士兵在站岗的时候睡着了，长官来查岗，士兵说“我在打盹，但我的枪没打盹”。瘦子讲完以后自己先笑了，笑了几声发现没人跟着笑，声音就小了，最后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嘿嘿。

米哈伊尔继续靠着墙，把目光投向街对面的一棵杨树。杨树的叶子刚长出来不久，嫩绿色的，在风里翻转，一会儿浅绿一会儿深绿，像在两三种颜色之间拿不定主意。他想起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栗子树——四月份栗子树还没开花，要等到五月。他不知道自己五月在哪里，还能不能看到栗子花。

八点整，兵役委员会的大门从里面打开了。一个穿军装的中尉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念了起来。每念一个名字，有人应一声“到”，走过去，站在大门另一侧。念到“别列日诺伊”的时候，格里沙大声喊了一嗓子“到”，声音大得把旁边的人吓了一跳。念到“科洛廖夫”的时候，米哈伊尔应了一声，声音不大，但中尉听见了，朝他点了点头。

念完名单以后，中尉把他们带进了院子里。院子不大，铺着碎石，靠墙停着一辆老旧的卡车，车身上留着战争时期的编号，白色油漆写的，已经模糊了。中尉让他们在院子里排成两排，站直了，不要动。然后他走进楼里，过了几分钟，带着一个少校出来了。

少校姓什么米哈伊尔不知道，也没人介绍。少校的肚子有点大，把军装的扣子撑得紧绷绷的，脸上的皮肤是那种长期在办公室待出来的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但刮出了几个小红点。他站在台阶上，两腿叉开，手背在身后，目光从排成两排的年轻人脸上扫过。

“同志们，”少校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是苏联军人。苏联军人是什么？是祖国的钢铁脊梁，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锋利刺刀，是……”少校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大概是在脑子里找下一个词。找到了，继续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米哈伊尔站在第二排中间，目视前方，表情不变。他没有在听少校说的那些话，他在看少校头顶上方的那块天空。天空中有几朵云，很薄，像被人用手撕开的棉花，边缘是透明的。云走得很快，从东往西，不知道要去哪里。

少校继续说了一会儿，说了什么米哈伊尔一个字也没记住。但有一句他记住了，那句不是在少校的讲话中间，而是在结尾。少校说：“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分配到作战部队，有些人会分配到后勤单位。服从组织分配，祖国需要你们去哪里，你们就去哪里。”

祖国需要你们去哪里，你们就去哪里。

米哈伊尔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句话。他不在乎去哪里，他只在乎一件事——不要去作战部队。不是怕死，是怕麻烦。打仗太麻烦了，枪林弹雨，刀山火海，要躲子弹，要躲炮弹，要在泥地里爬，要在死人堆里睡。那太麻烦了。他想要的是不麻烦的生活，是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是没有人注意他，是他也不需要注意任何人。

但他没有说出来。这种事情不能说。

讲话结束后，他们被带去做最后的体检——不是检查身体能不能当兵，是检查身体适不适合分配到某个特定兵种。格里沙被抽了三管血，因为他的身高和体重符合空降兵的标准，需要做更多检查。米哈伊尔只被抽了一管血，量了一下身高体重，听了一下心跳和肺。军医把听诊器按在他左胸的时候，皱了皱眉，又把听诊器往旁边挪了挪，再听了一下，然后在本子上写了什么。米哈伊尔看到了那个词，“左肺上叶”，跟上一次一样。但这次没有人说“建议缓征”，因为体检的目的已经变了——不是“能不能当兵”，是“适合当什么兵”。他的肺不适合当步兵，不适合当炮兵，不适合当任何需要背着几十公斤装备跑几十公里的兵种。但适合当后勤兵。后勤兵不需要跑，不需要背重物，不需要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外过夜。后勤兵坐在办公室里，登记物资，誊写报表，整理档案。他的肺干这个正合适。

体检结束后，他们在院子里等分配结果。格里沙很紧张，一直在搓手，手心搓得发红。他嘴里念念有词，“空降兵空降兵空降兵”，像在念咒语。米哈伊尔站在他旁边，没有搓手，没有念咒语，什么也没做，就是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