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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将熄（第3页）

林启铭走上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新手套递给父亲。那是一副加厚的牛皮手套，比厂里发的那种帆布手套结实得多，是他在沈阳出差时特意买的。

“冷。”他说，只吐了一个字。

林守正接过手套，摸了摸那粗糙的牛皮面。他没有说谢谢——父子之间从来不说这种话。

“启铭，”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下午的会……”

“知道了。”林启铭打断他，“钥匙的事，您不用操心。”

林守正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父子俩就这样沉默地站着。鼓风机的轰鸣声、平炉的呼啸声、行车的嘎吱声——这些声音填满了他们之间的空白，却也让沉默显得更加浓重。

林启铭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是心疼？是愧疚？还是一种更深的、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东西？

他从小就怕父亲。不是那种皮肉之苦的怕，而是一种敬畏——对父亲那一身本领的敬畏，对父亲那一代人吃苦耐劳精神的敬畏。他知道父亲这辈子不容易：1950年从上海支援东北，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冰天雪地里一干就是二十八年。□□时饿得浮肿，□□时被批斗过、游街过，可他从没有抱怨过一句。恢复工作后，他比以前更拼命，仿佛要把那几年浪费的时光全部补回来。

林启铭从小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可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成不了。不是能力的问题，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1978年，时代正在变。

父亲那一套老经验还能用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作为接任者，他必须往前走，哪怕前面是悬崖峭壁，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翻涌的情绪。

“爹，”他说，“我去检查冲天炉了。”

“嗯。”林守正头也没回，“风口的角度要调准，别偷懒。”

“知道了。”

林启铭转身离去。他的脚步声在车间里回响，咚咚咚的，像一颗沉稳有力的心脏。

林守正没有回头。他继续擦拭着鼓风机，手上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仿佛在擦拭一件无价之宝。

中午十二点，工人们陆续去食堂吃饭。

林守正没有去食堂。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铝制饭盒——那是1965年母亲托人从上海寄来的，上面刻着两只仙鹤，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那种——走到车间角落的一个小煤炉旁。煤炉上坐着一口小铁锅，锅里是早上老伴儿给他准备的饭菜：白菜炖豆腐，半个馒头，还有一小碟咸菜。

他把饭菜热了热，就着煤炉的火苗吃着。火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像是在给他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老郑头端着饭盒凑过来，一屁股坐在他旁边的木箱上。

“林师傅，吃着呢？”

“嗯。”林守正头也不抬，“你也吃点，站着说话腰疼。”

老郑头嘿嘿一笑，打开自己的饭盒。里面是苞米面窝窝头、萝卜干、还有几块咸得发苦的腊肉。他掰了一块腊肉递过去：“来，林师傅，尝尝，我媳妇儿自己腌的。”

林守正接过来，放进嘴里嚼了嚼。腊肉有点硬，咸得齁嗓子，可他嚼得很慢、很认真，仿佛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

“老郑，”他忽然开口，“你觉得这厂子，还能干几年？”

老郑头愣了一下，差点被窝窝头噎住。他看着林守正的脸，想从那沟壑纵横的纹路里读出什么，却什么也读不出来。

“林师傅，您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林守正摇摇头，“就是问问。”

老郑头沉默了。他知道林守正不是无的放矢的人。这些天厂里的气氛有些微妙：上头一直在说要改革、要搞什么经济责任制，报纸上天天写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像整个中国都在变。可到底要变成什么样，谁也说不清。

“林师傅，”老郑头压低声音，“您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林守正没有回答。他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站起身来。

“没事儿，就是随便问问。”他说，“吃完了，我去看看炉子。”

老郑头看着林守正离去的背影，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可那不安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下午一点五十分，厂部大礼堂。

大礼堂是1956年建的老建筑，红砖墙、木屋架、水泥地，墙上刷着“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的标语。舞台上挂着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红星机械厂1978年度退休职工欢送会”几个大字。横幅下方摆着一排长桌，桌上铺着白布，布上放着茶壶、茶杯、还有几盒大前门香烟。

林守正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坐在台下第一排。衣服是早上老伴儿特意找出来的，洗得笔挺，领口和袖口都熨烫得服帖。衣服有些大了——他这几年瘦了不少——可穿上身，还是精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