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贾府之后,龄官一路往北走。
包袱里只有三样东西:一件旧衣裳、一张省亲那天的戏单、半块桂花糖。桂花糖用油纸包着,压在最底下。她每天早起赶路的时候会摸一下包袱底,确认那块糖还在,然后系好包袱继续走。走的时候她不回头——不是因为不想回头,是因为知道回头也看不见什么。梨香院已经拆了,蔷薇花架已经枯了,石堆后面的土堆已经被野蔷薇丛盖住了,那些还在的人都分散在各处,不在这条官道上。
路上她靠唱戏换饭吃。不是在大户人家的堂会上唱,是在镇上的庙会、码头边的茶棚、村口的野台子上唱。一把椅子,一杯粗茶,她站在台上清唱,不用锣鼓,不用伴奏,只有她自己的嗓子。唱的大多是《离魂》和《寻梦》。《游园》她从不唱——省亲那天唱够了。有一天她在一个镇上的庙会唱完《离魂》,台下只有七八个人,散坐在条凳上,末尾有个老太太没走,拿袖子擦了一下眼睛。龄官从台上下来,老太太拉住她的袖子说姑娘你唱得真好,叫什么名字。龄官说姓林。老太太说林姑娘,你这出戏我年轻时也听过,唱得不一样,你的更慢。龄官说慢一点好,慢了听得清。老太太点点头松开手,从兜里摸出一个煮鸡蛋塞给她,说路上吃。龄官把鸡蛋揣进包袱里,道了谢继续走。
也有不顺畅的时候。在一个大镇子上,有个土财主站在台下听她唱完《离魂》,让人拿了一吊钱来,说要请她回去唱堂会。龄官问唱什么。财主的管家说“老爷要点《游园》”。龄官说不唱《游园》。管家愣了一下,说老爷就喜欢《游园》。龄官说不唱。管家说加钱。龄官把那一吊钱放在台沿上,背上包袱走了。管家在后面骂了什么,她没有回头,也没有走快——和当年省亲在台上说出“不是本角戏”时的步子一样,不快不慢。走出一条街,她才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攥包袱带子攥得太紧,指节都白了。她把手指松开,甩了两下,继续走。
她在一个破庙里遇到了藕官和蕊官。
那天她傍晚时分走进一座破庙,准备在佛龛后面的干草堆上过一夜。刚把包袱放下,听见庙门外有脚步声——两个人的,一个重一个轻。她侧身闪进佛龛侧后方的阴影里,手按在包袱上。来的人是藕官和蕊官。藕官背着一小袋米,蕊官背着一个竹篓,里面装着几把野菜。藕官点起火折子,蕊官把干草铺好,然后把佛像前面那盏只剩底油的灯芯拨了一下。火光亮起来的一瞬间,蕊官看见了蹲在佛龛角落里的龄官。
两个人隔着灯火对视了一息。龄官瘦了很多——颧骨高了,下巴尖了,手指节上有冻疮落下的疤。藕官也瘦了,但精神比在贾府的时候好,眼睛比从前更定,看她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总往她身后找什么东西。蕊官比从前话多了,手里动作也更利索了。
“是你。”蕊官先开口,手里拨灯芯的小木棍停在半空。
龄官从角落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草屑。藕官把米袋放在地上,走到她面前,看了她很久,然后伸出手把她肩上沾着的一根草屑拈下来,说:“瘦了。”龄官说:“你也瘦了。”藕官说:“我一直瘦。”语气和当年在井边洗碗时说“这只不用洗”一模一样。龄官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但她自己知道。
蕊官把野菜掐掉老根,放进瓦罐里,又从藕官的小袋米里抓了一小把,一起搁在火上煮。米太少,菜太老,煮出来的粥稀得能照见瓦罐底。她把粥分在三个碗里——一个碗是旧的,碗底刻着两道竖;另一个也是旧的,碗底刻着一道竖;第三个碗是一片破瓦,蕊官把瓦片在火上烤了一下,烤热了递给龄官。龄官低头看那片瓦——瓦片边缘被火烧过,有一小块熏黑的痕迹,像当年藕官在石堆后面烧纸用的那块瓦片。她没有问这块瓦是不是从石堆后面捡的,只是端起来喝了一口。粥很淡,野菜有点苦,但它是热的。她把那片瓦转过来,沿着瓦边又抿了一小口,热粥顺着喉咙下去,胸口也跟着暖了一点。
三个人喝完粥,蕊官把空碗收起来摞好。藕官靠过来往龄官的方向挪了半寸,把脚套进那双放在佛龛台沿上的左脚鞋——鞋底已经磨薄了,鞋帮上补过好几针。龄官看见藕官这个套鞋的动作和当年在井沿上一模一样:先用脚尖探进去,然后脚跟往下蹬两下,最后把鞋帮往上提一提。她说了一句:“鞋还没换。”藕官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说:“还能穿。”顿了顿又说,“艾官纳的底,磨穿了再说。”龄官没有再说什么。
她们聊到后半夜才睡。从藕官口中龄官听说了其他姐妹的下落——芳官还在水月庵,听说嗓子倒了以后被挪到柴房去劈柴,劈完柴还帮庵里养了两只鸡;文官在另一个镇子上替人抄戏本维生,抄的都是别人点着要的戏,她自己想抄的从来不收钱;荳官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在乡下住,那家虽不宽绰,却给荳官腾了间偏屋;宝官早不吹笛子了,在镇子上替人洗衣服,攒了点钱买了一支新笛子,说等大家都安顿下来要吹《游园》;艾官和茄官还在西边那间破屋子里住着,艾官的老生腔越来越沉,茄官每天对着铜镜说话,邻居说她是疯子,她也不理。豆官死了——龄官听到这里,手里转着的簪子停了一下。藕官说豆官是遣散后没了的,井沿上摆着她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双鞋,鞋尖朝着梨香院的方向。龄官听完没有哭,只是把簪子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然后她松开手,把那根簪子放在膝盖上,用手指摸了一下簪尾——簪尾又磨短了一点。
聊到最后,藕官没有问龄官“你还唱不唱”。她说的是:“你嗓子还没倒。”龄官说:“还能唱几年。”藕官点头,没有再说。蕊官在旁边补了一句:“下次见,找个有顶的屋子。”龄官说好。
第二天早上,三个人在破庙门口分手。龄官把那朵从石堆后面折的野蔷薇放在藕官手心里——花已经干透了,花瓣缩成一小团,颜色从淡紫褪成了灰白,但花茎还硬着,刺也没掉。龄官说这是走之前在石堆后面拔的,长了这么久还在长。藕官把花收进文官那本薄册子的夹层里,合上。蕊官从竹篓里拿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是那根杏花簪子,旧银丝还缠在簪尾。她没直接递给龄官,而是把它放在藕官手里。藕官把杏花簪子托在掌心对龄官说:这是菂官的簪子,蕊官戴了它很久,现在想让你带一程。龄官看了蕊官一眼,接过簪子掂了一下。簪子比看起来轻,簪尾的旧银丝被摸得发亮,缠了一圈又一圈,没有一点松。她把簪子放进包袱最底层,和她自己的木簪子、半块桂花糖放在一起。
藕官又从怀里摸出几颗碎桂花糖,说是菂官胭脂盒里最后剩的那些,你带一撮走。龄官伸出手,藕官把碎糖放在她手掌心里。糖屑太碎,有些粘在龄官的掌纹上。她把碎糖卷进油纸包重新裹紧,塞进怀里贴着自己那根木簪子,走过徽州城外的石桥,往北边的官道上去了。走出一段路她回头看了一眼,藕官和蕊官还站在庙门口,一个拎着米袋,一个背着竹篓。蕊官把手里那根拨灯芯的小木棍举起来晃了一下。龄官没有停,但她点了一下头——很轻,只有她自己知道。
后来她在一个小镇上遇到了贾蔷。
那天正下着雨,她在街边屋檐下躲雨,一个戴斗笠的人从雨里走过来。斗笠摘下来——是贾蔷。他瘦了很多,颧骨比从前更高,肩胛骨在披风底下撑着两个硬角。宁国府被抄了,他现在寄住在远房亲戚家里,替人写字为生,不再姓贾——不是真的不姓了,是他自己不说了。两个人站在屋檐下,谁都没有先说话。雨很大,把两个人的鞋都打湿了。然后贾蔷从怀里掏出一个很小的木匣子放在她旁边的石阶上。匣子是旧木头做的,没有雕花,没有上漆,合页上的铁扣有点松,轻轻拨一下就开了。他说这是菂官以前托他买的。龄官把木匣子打开,里面是一撮桂花糖,碎成好几小块,和她包袱里那半块一模一样。
她把匣子边那根松了的铁扣按紧——按了好几下都没按下去,最后用拇指抵着轻轻一推,咔哒一声扣回原位。“你还留着。”她说。声音没有被雨声盖住,但低得像从匣底传上来的。贾蔷没有答,他把手收进披风底下,攥着那个空了的木匣子,一句话都没有说。
龄官把头埋进膝盖里。她的肩膀在抖,但被雨声盖住了。贾蔷没有走过去也没有退开,只是把手从披风底下伸出来,轻轻放在她旁边的石阶上——不是碰她,是放在她够得到的地方。他的手背上有墨渍,无名指上有一道新划的口子,是今天帮人抄书时被纸割的。
雨停了。龄官站起来,把脸上的水擦干。不是眼泪——她告诉自己不是。她把木匣子收进包袱里,和自己那半块桂花糖搁在一起。贾蔷说:“以后还唱吗。”她往北偏了偏脸,把包袱往肩上拽了一下:“唱。”贾蔷说:“唱什么。”她没有回答,只是转身往雨收的方向走了。她的脚步踩在积水里,啪嗒啪嗒,和当年省亲那天下台时踩在后台水渍里的声音一模一样。贾蔷在屋檐下站了很久,然后把斗笠戴上,往相反的方向走了。那条街很短,雨后的积水慢慢流进路边的沟里,把两个人的脚印都冲掉了。龄官没有回头看他走远——她知道他往南,她往北,这辈子大概不会再碰上了。她没有哭。但她走到街角的时候停了片刻,把包袱打开,从里面摸出他送的那张《寻梦》戏单。戏单被雨水洇湿了一个角,上面“寻梦”两个字旁边她刻的那个“蔷”字,墨迹没有化。
那天夜里龄官在一个废弃的渡口蹲下来。渡口全干了,只有石缝里嵌着几片发白的贝壳。她把那张戏单从包袱里重新掏出来,看了一遍——不是看字,是看他写在“寻梦”旁边的那几个工尺谱,那几笔比从前稳了,看来这些年没少替人抄书。她把戏单重新折好放回包袱,然后在泥滩上捡了根枯枝,就着河面反上来的月光在泥里划了一个“蔷”字。枯枝太脆,划到横折钩就断了,她用断枝的头继续把最后一竖写完,往下按了一笔——把断口按进了泥里。河水涨上来,把字慢慢冲散。她站起来,把断枝搁在石头上,背上包袱继续往北走了。渡口的风把她发髻上散下来的碎发吹得飘起来,她没有拢。那个被雨打湿又晒干的戏单角、那根断在“横折钩”的枯枝,她还不知道在很多年后都会被荳官拾到——但此刻她只是一个人在路上,前后都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