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厦门回来的那天,是陈叔叔去火车站接的她们。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晓禾拉着那个蓝色的小包,沈阿姨拉着粉色的行李箱,从出站口走出来。陈叔叔站在接站的人群里,个子高,一眼就看到了。他朝她们挥了挥手。
“累不累?”他接过沈阿姨手里的行李箱。
“还好。”沈阿姨说。
“玩得开心吗?”
“开心。”沈阿姨笑了笑,看了晓禾一眼,“晓禾捡了好多贝壳。”
陈叔叔低头看了看晓禾手里的小袋子,贝壳在里面哗啦哗啦响。“捡这么多,回去放哪儿?”
“做风铃。”晓禾说。
“行,我给你找绳子。”
他们走出火车站,上了车。陈叔叔开车,沈阿姨坐在副驾驶,晓禾坐在后面。和出发那天一样的位置。但晓禾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不是位置不一样,是那种感觉不一样。出发的时候,她不知道这次旅行会怎样。回来的时候,她知道了一些事情。
她知道沈阿姨在海边说了“以后在家也叫你晓禾”。她知道沈阿姨说那句话的时候,没有哭,没有犹豫,像是在说一件想好了很久的事。她知道自己在沙滩上踩出来的那些脚印,和沈阿姨的脚印并排着,一大一小,歪歪扭扭,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她知道那个梦。扎马尾的小女孩。金色的光。她没有说出来,但她知道。
车子开上了高速。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跑,橘黄色的光,一下一下地闪过。晓禾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她有点累了,眼皮沉沉的,但她不想睡。她想记住这个晚上,记住这种感觉——从海边回来,坐在车上,路灯的光一下一下地闪,沈阿姨和陈叔叔在前面小声说话,收音机里放着一首慢歌。
她记住了。
到家的时候,晓禾换了拖鞋,走进客厅。一切都和走之前一样。电视柜上的三个相框还在,一家三口的合照,思语跳舞的照片,思语扎马尾的单人照。茶几上那盆绿萝又长出了几片新叶子,嫩绿嫩绿的,卷卷的。窗台上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叶片上沾着水珠——陈叔叔浇过水了。
晓禾站在客厅中间,环顾四周。
这个家。她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从六岁到七岁,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她在这里学会了弹小星星,学会了把“思语”当成自己的另一个名字。她在这里哭过,也笑过。她在这里说过“我不怪你”,也在这里听到过“妈妈在改”。
现在,沈阿姨说以后叫她晓禾。
她不知道这个“以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明天早上开始?是从现在开始?还是从她在海边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粉色的墙,白色的窗帘,碎花的床单。书桌上摆着那盒彩色铅笔,书架上的毛绒玩具排成一排。一切都和走之前一样。
但有一件事不一样。
书桌上多了一个东西。一个小相框,木头的,原木色,新的。相框里放着一张照片——不是思语的。是晓禾的。
照片里,晓禾站在沙滩上,手里举着一个白色的贝壳,对着镜头笑。海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太阳在她身后,把她整个人照得亮亮的。
她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也许是她在捡贝壳的时候,沈阿姨偷偷拍的。
她拿起那个相框,看了很久。照片里的那个女孩在笑。不是讨好的笑,不是礼貌的笑,是真正的、开心的、牙齿都露出来的笑。
她看了很久,然后把相框放回书桌上,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那天晚上,沈阿姨来她的房间说晚安。
门被推开,走廊的灯光照进来。沈阿姨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睡衣,头发散着,脸上还贴着面膜。
“晓禾。”她叫了一声。
晓禾躺在床上,被子拉到下巴。听到这两个字,她的手指在被子里攥了一下。
“晚安。”沈阿姨说。
“晚安,妈妈。”
沈阿姨笑了笑,关了灯,关上门。
晓禾躺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
晓禾。
沈阿姨说“晓禾”的时候,声音和说“思语”的时候不一样。说“思语”的时候,声音是轻的、飘的,像在叫一个很远的人。说“晓禾”的时候,声音是实的、稳的,像在叫一个站在面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