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同志听完乔丹的话后说,
“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
他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
工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穷,农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剥削,难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拋弃。
我们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
“怎么打破?”
“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证明给他们看。”
海明威把这段话也敲进了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作家朋友们——多斯·帕索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
他们也在写,写美国,写人性,写迷惘的一代。
但他们不写西班牙,不写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一个不属於他们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人。
为什么不写?海明威不知道。
也许他们觉得那是別人的事,也许他们觉得文学不该掺和政治,也许他们觉得那些戴著红星臂章的志愿兵只是狂热的傻瓜——不值得写进小说里。
海明威不这么想。
他们都是人。
活生生的,会怕、会疼、会死的。
他亲眼看见他们在战壕里瑟瑟发抖,亲眼看见他们抬著担架从炮火下爬出来,亲眼看见他们倒下。
那些人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有过去,有未来。
他们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不是政治家嘴里的宣传口號,是会流血的血肉之躯。
烟抽完了。海明威把菸蒂按进菸灰缸。
海明威望著窗外,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
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西班牙之后,世界革命还要继续。
英国,美国,亚洲,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仍旧等著解放。
海明威不知道还要多久。
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
但他相信总会等到那一天。
打字机旁的稿纸在晨光中翻动著。
罗伯特·乔丹的故事写完了,但故事里的那些人还活著——在西班牙,在德国,在苏联,在芝加哥,在每一个有人站起来反抗压迫的地方。
那些红旗还会继续插下去。
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时候,他希望还有人记得这些人。
记得他们的名字,或者记不住名字也没关係,只要记得他们做过的事就行。
海明威抽出一张新稿纸,在顶端写下:
一九三五年七月,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