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前阵子,有个写小说的,叫什么来著——”
“韦斯特曼。”施密特说。
“埃里希·韦斯特曼。写文章抹黑新农村那个,判了劳动改造。”
“对,就是他。他在哪?”
“在布兰登堡的一个国营农场。已经改造了挺长时间了。”
韦格纳点了点头。
“那就把这个温菲尔德也送过去。
两个人做个伴。
一个是搞文化破坏的,一个是搞政治破坏的,凑在一起看看嘛。”
台尔曼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主席,”施密特说,
“温菲尔德在英国右翼组织里的位置不低。如果我们在国內改造他,英国那边会不会——”
“会不会什么?”韦格纳看著他。
“会不会说他被我们洗脑了?他们已经在说了。
我们做什么,他们都在说。
我们杀人,他们说我们残暴。
我们不杀人,他们说我们虚偽。
左右都是他们有理。
所以,不要被他们的嘴牵著走。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施密特点了点头。
韦格纳站起来,走到窗前。
“台尔曼,今晚回去早点休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台尔曼站起来,把笔记本揣进口袋,走到门口,停下来。
“主席,如果温菲尔德在农场里还是不认呢?”
韦格纳没有回头。
“不认就不认。
改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一年两年的事。
他认不认,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农场里,每天要下地干活,每天要跟劳动人民打交道,每天要看到那些他曾经认为是假的日子。
时间久了,他的心就会软。
心软了,脑子就会想。
想了,也许就通了。
通不了,也没关係。
我们也不差他这一个。”
台尔曼没有再问,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