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考克开始接触波兰的右翼分子。
这些人在波兰並不难找,汉考克找到他们跟他们说,
“我是从德国来的。我在德国有一个组织,跟法国、英国的人都有联繫。我们有资金,有计划,有人手。”
汉考克还给波兰人看了一些东西。那是几张旧照片,他在德国政府工作时拍的,穿著制服,坐在办公室里,桌上堆著文件。
几张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关於韦格纳整风运动的报导,关於干部被处理的新闻。
他指著那些照片说:“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现在有的在监狱里,有的跑了,有的死了。我能跑出来,是因为我有办法。你们跟著我,不会吃亏。”
波兰人就这么相信了。倒不是因为汉考克有多厉害,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相信。
他们是一盘散沙,没有钱,没有组织,没有外援。汉考克来了,带著德国人的身份,带著英国人的钱,带著一个“横跨欧洲的组织”的谎言。
他们需要这个谎言。
汉考克给他们钱。不多,每人每月几英镑,他给他们出主意——不要搞暴动,不要搞政变,罗马尼亚的下场你们看到了。
要学共產党,从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从老百姓的怨气入手。
他给他们画大饼——德国那边,有好几百人等著;法国那边,有前贵族在支持;英国那边,军情六处的人隨时可以帮忙。
等时机成熟了,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波兰政府。
波兰人听得热血沸腾。他们不知道,德国的“好几百人”是汉考克编的。
他们不知道,法国的“前贵族”是汉考克从报纸上看来的。他们不知道,英国军情六处给他的那点钱,连他自己都养不活,更別提什么“里应外合”了。
汉考克坐在旅馆的窗前,想起了德国。想起了他离开的那天。
他站在火车站台上,手里拎著一个旧皮箱,口袋里揣著几百马克。他没有回头。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去了。
他在德国是一个逃兵,一个叛徒,一个歷史不清白的人。
但他不后悔。他从来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不信共產党,不信社会主义,不信天主教,不信任何主义。
他只信一样东西——活著。好好活著。
为了活著,他可以做任何事。给英国人写报告,给波兰人编故事,给右翼分子画大饼。
这些对他来说,不过是谋生的手段罢了。
这时,汉考克的房门被敲响了。
三短一长,是他跟波兰人约定的暗號。
汉考克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
进来的是科莫罗夫斯基——就是那个在扎布诺村附近组织集会的右翼头目。
“汉考克先生,”科莫罗夫斯基把布包放在桌上,在汉考克对面坐下来,“出事了。”
“什么事?”
“皮奥特罗夫斯基神父被捕了。还有马莱茨基。內务部的人动作很快,我们好几个据点都被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