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摇摇头。
“不动他,才真的会反弹。”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葛兰西在的时候,压得住这些人。
他走了,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行了。他们忘了,革命是靠千千万万群眾和同志们的流血流汗换来的。
他们以为坐在办公室里批几个文件,就能当官做老爷了。”
韦格纳转过身。
“陶里亚蒂什么態度?”
施密特说:
“他在党內发了几个文件,强调纪律,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效果不明显。
有些干部下去,是坐著小车去,转一圈就回来。群眾说,他们是来视察的,不是来劳动的。”
韦格纳走回桌前。“让陶里亚蒂来一趟柏林。我们当面谈。”
施密特点点头。“我马上去安排。”
韦格纳又拿起那份报告,看了一遍。
“还有,告诉义大利的同志,城乡融合政策,不能光靠文件。
要派人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落实。南方的土地改革,要加快。
那些地主和黑手党的残余,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至於那些阳奉阴违的干部,该撤的撤,该查的查。
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而且,义大利的问题,不只是义大利的问题。西班牙、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革命容易,建设难。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义大利处理好了,就是榜样。处理不好,就是教训。”
“让陶里亚蒂来柏林一趟吧。我想我需要和他好好谈谈了。”
“对了,施密特同志,还有一件事。”
韦格纳说:
“告诉陶里亚蒂,来的时候,把西西里那个马尔蒂尼的卷宗带上。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这个『地方特色,到底是怎么回事。”
施密特点点头,转身走了。
韦格纳一个人站在窗前,望著那片阳光。
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政党的挑战,远比某些公知写的一篇文章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