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特曼心里暗暗惊讶。他以为农村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样子,土坯房,泥巴路,人跟牲口挤在一起。
显然,他错了。
库尔特边走边介绍。
“咱们村二百三十户,一千一百口人。地不多,但地好,种麦子、土豆、甜菜。
去年粮食总產一百二十万斤,上交国家四十万斤,剩下的自己吃,还有富裕。”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
库尔特又说:“今年收成更好。麦子刚收完,亩產八百斤。比去年多五十斤。”
韦斯特曼还是点点头。他心里想:这些数字跟我有什么关係?
库尔特带他走到一栋二层小楼前。
“这是合作社的招待所,刚盖的。您住二楼,朝南那间。”
房间不大,但乾净。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床头柜上放著一盏檯灯。
韦斯特曼把皮箱放在地上,走到窗前。田野一片金黄,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库尔特站在门口。“您先歇歇。晚上食堂给您接风。明天开始劳动,行吗?”
韦斯特曼转过身。“行。库尔特同志,谢谢您。”
库尔特摆摆手。“谢什么。您是大作家,能来咱们村,是咱们的福气。”
韦斯特曼一个人站在窗前,望著那片田野,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烦躁。
他想柏林的咖啡馆,那些朋友,那些彻夜长谈的夜晚了。
他想起自己的书房,满架的书,窗台上的天竺葵,打字机嗒嗒的声音。他想起那些坐在台下听他朗诵的读者,那些热烈的掌声。
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田野,泥土,拖拉机,还有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
韦斯特曼皮箱,拿出一本书,放在床头柜上。又拿出一本,放在桌上。
他带了七本书,够看一个月了。
韦斯特曼已经计划好了,白天应付劳动,晚上看书。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傍晚,食堂给他接风。
库尔特陪他吃饭,旁边还坐著几个村干部和劳动模范。
韦斯特曼坐在主位,脸上带著微笑,像出席一场文学沙龙。
库尔特举起酒杯。“来,敬韦斯特曼同志。欢迎您来咱们村。”
所有人都举起酒杯。韦斯特曼也举起来,喝了一口。
库尔特说:
“韦斯特曼同志,您是城里的大作家,见的世面多。咱们村虽然偏僻,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您多看看,多写写,给咱们村也添点光彩。”
韦斯特曼点点头。“一定一定。”
旁边一个老农民插嘴。“大作家,您写小说,是不是都坐在屋里编?”
桌上有人笑了。韦斯特曼也笑了,“也不全是编。总要有点生活基础。”
老农民说:“那您这回下乡,可有得生活了。明天跟我下地,翻地。翻一天,您就知道什么叫生活了。”
桌上又笑了。韦斯特曼跟著笑,心里却在想:翻地?我一个作家翻什么地?我写的是人的內心,又不是农业经验。
库尔特看出他的不情愿,连忙打圆场。
“韦斯特曼同志是作家,脑力劳动。下地的事,意思意思就行,別累著。”
韦斯特曼说:“没关係。既来之则安之。”
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既来之,则混之。一个月,忍忍就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