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曼!愣著干什么?”班长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集合了!”
他回过神来,快步跑向集结地。
七点整,全师在转运站旁的空地上完成集结。
八千名战士在十一月的晨光中静静佇立。
队伍最前方,临时搭起了一座主席台。
台子中央立著一根旗杆,红旗在晨风中轻轻飘动。
七点十分,师指挥部的领导们登上主席台。
走在最前面的是师长保罗。
他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老战士,304高地开始他就在韦格纳身边。
那一年他三十二岁,是埃森工人赤卫队的连长。
十一年过去,当年的连长成了师长,当年的工人赤卫队成了人民革命军的精锐之师。
他身后跟著参谋长赫克泽,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教师而不是军人。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同志是总参谋部最年轻的作战处长出身,1926年义大利行动的总参谋部协调人就是他。
再后面是政治委员克里尔同志。
克里尔走到台前,站定。
全场静默。
“第105师的同志们。”
“昨天晚上,政委们车厢里跟你们说过,要你们想清楚一个问题——你是为谁而战。”
他顿了顿。
“今天,站在边境线上,站在我们的祖国和战场之间,我想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但这一次,我要你们用行动回答。”
他抬起手,指向身后那条河。
“河对岸,是立陶宛。再往北,是拉脱维亚,是爱沙尼亚。
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和你们一样的人。
他们有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们想好好过日子,想让自己的孩子能上学,想在自己老了的时候能有一口饭吃。
这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克里尔的声音陡然提高,
“这是我们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劳动人民最基本的愿望!
但英国人不让!那些坐在伦敦办公室里、喝著红茶、数著钱的资本家们不让!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波罗的海的工人贏了,如果社会主义在欧洲再下一城,下一个红的,就是他们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