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队伍里那些意志薄弱者、那些初心不纯者、那些把革命当跳板而不是归宿的人,就是他们最理想的培养基。”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天生的敌人。
他曾经也是社会民主党同情者,也曾在1918年革命后短暂地欢呼过新时代的到来。
但他的欢呼,是因为他以为新时代可以让他继续保留父亲的庄园、家族的体面、贵族残余的特权。
当发现新时代要求他放弃这些时,他心里的那座旧殿堂就坍塌了。
他留下来了,穿著新制服,说著新套话——但他的心,从1923年那个秋天起,就再也没有走进过这扇门。”
“……这样的人,我们这里还有多少?”
“……这样的门,我们还有多少扇没有推开?”
街上的人流渐渐密起来。
买菜归来的主妇,牵著孩子去幼儿园的年轻母亲。
有人在展示栏前驻足,读几行,又匆匆离开。
有人买了报纸,边走边读,差点撞上电线桿。
那个穿风衣的男人还站在那里。
他已经读完了全文,却没有离开。他把报纸折好,塞进风衣內侧的口袋,但没有走。
他望著展示栏上那篇已经读过的文章,望著“林茨的镜子”五个字,像望著一个需要记住很久很久的东西。
赫尔曼终於忍不住开口。
“同志,”他试探著问,“您……认识迈尔同志?”
那人转过头。
赫尔曼这才看清他的脸。
五十岁上下,花白的鬢角,眉骨很深,眼窝里有一种专注痕跡。
那不是一张容易流露情绪的脸。
“不认识。”他说。
停顿了一下。
“但我认识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愣住了。艾尔娜手里的硬幣哗啦一声掉进铁盒。
那人把风衣领子重新竖起来,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
“1923年,我在林茨机车车辆厂当技工。
冯·艾兴多夫家的小儿子,克劳斯,那年二十岁,开一辆崭新的奥佩尔,经常来厂里找某个工人喝酒。没人知道他来做什么。
我们只知道,那个工人后来辞职了,开了自己的修车铺,生意好得出奇。”
他顿了顿。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交往。
一个落魄贵族子弟,想交几个工人朋友,了解新时代。谁能想到……”
他没有说完。
十一月的风灌进他竖起的衣领,掀起几缕花白的头髮。
他抬手压了压,没有再回头,慢慢走向街角,匯入那一片灰蓝色工装匯成的人流。